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领受任务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部署这次专机任务。所以，在刘亚楼的心里，空军首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重任非胡萍莫属。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
文/徐秉君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尚没有专门的“空军一号”，甚至没有专门一架飞机用作领导人的专机。通常是领导人乘坐哪架飞机，哪架飞机就被确定为专机，专机内的设施也非常简单，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完备奢华。
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大都是依靠苏联的援助。起初，连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也是苏联援助的苏制里-2型飞机，后来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伊尔-14型飞机作为领导人专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远行或到各地视察，甚至到苏联访问都是乘坐火车专列，似乎从不乘坐飞机。其实，毛泽东不但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而且在他的专机上还演绎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1956年5月，毛泽东要去广州，这次远行他决定乘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起初，刘亚楼建议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坐空军的飞机。
领受任务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部署这次专机任务。在专机选用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当时空军只有里-2和伊尔-14两种型号的运输机。伊尔-14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飞机，性能优于里-2飞机，而且速度比里-2飞机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还未完全摸透，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决定放弃选用伊尔-14飞机方案。里-2飞机虽然速度慢，但装备部队已经五年多了，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比较全面。最后选择了当时状态最好的两架苏制里-2飞机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飞机。
里-2飞机是一种小型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选定的两架里-2飞机分为主机和副机，其中主机8025号为毛泽东的座机，另一架里-2飞机为副机，任务是一旦主机发生故障，就让毛泽东改乘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行起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在机组选配上，选择最优秀的驾驶员，最后确定由胡萍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主机机长。胡萍1937年参加革命，是组建空军时从陆军的团级干部中选拔为飞行员的，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后来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他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和指挥经验。所以，在刘亚楼的心里，空军首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重任非胡萍莫属。
副驾驶陈锦忠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专机领航员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业务尖子。副机机长为时念堂，也是一位飞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后来任专机师师长。
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专机，机上设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完备。飞机上的设备有限，一些保障设施还都是临时加装的。为了便于毛泽东休息，在专机上临时加装了软床垫。临行前，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喜欢睡硬床，汪东兴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加装的软垫换成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太大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为毛泽东布置好了硬床。
1956年5月3日，是专机启程的时间。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便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其他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接着，刘亚楼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
今天的天气很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胡萍自信地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5月3日7点30分，毛泽东一行来到专机前，机长胡萍代表机组向毛泽东敬礼报告：“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登机。
为了确保专机安全，这一天全国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站、导航站都全力保障专机飞行。按计划副机先升空前行，主机随后。胡萍让专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飞行情况。虽然飞机上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担心自动驾驶仪出偏差，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人工操纵。
8025号专机在武汉南湖机场中转加油后，再起飞不久就进入山区上空。江南的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准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飞机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由于受气流的影响，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这种老式飞机没有增压设备，所以无法爬升到云上飞行。大家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可是他除工作以外还与大家谈笑风生。
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更低，云底高只有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就看不见跑道。尽管遭遇复杂气象，但两个机组临危不乱，精准操作。飞在前面的副机机长时念堂凭着高超的技术，穿云下降，一次成功着陆。
这对主机机长胡萍来说更不在话下，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着陆，还曾在云底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这回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完全根据仪表，直线穿云，精准对准跑道，平稳落地。
在飞机上颠簸了近8个小时的毛泽东竟毫无疲态，兴致很高。他走下飞机后，一边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一边打趣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这期间，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著名词作。
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起初航路气流干扰不大，专机飞得比较平稳，但飞到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天气突变，北面和西北方向乌云翻滚而来，航路上遇到危及飞行安全的雷区积雨云，飞机一旦闯入，后果不堪设想。飞在前面的副机随即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主机报告，但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无线电通信失灵，不仅主、副机联络失灵，而且飞机与地面也失去了联系。
随后，毛泽东乘坐的主机也飞临了雷区积雨云区的边缘。由于遭遇强烈气流，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毛泽东也不能看书了。卫士长李银桥担心他吃不消，劝他躺下休息一下，或吃点水果。毛泽东摇了摇头，淡淡地一笑，然后与工作人员简单聊了几句。看得出来，飞机如此颠簸让他颇感难受，因为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与以往不同，因为飞机上坐的是毛泽东，不能有一点闪失。由于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专机只能独立处置眼前的危机。
陪同的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情况。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仔细分析气象云图，最后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绕行避开危险。”紧急关头胡萍果断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飞往北京。
此刻，北京西郊机场指挥塔台一片紧张，由于与专机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大家都为专机的安全担心。塔台指挥员蔡演威已经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听不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
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仍不见专机的回音，除了急促的呼叫声，塔台上的空气紧张得像是凝固了似的……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蔡演威才与专机接通联系，大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平稳落地后，刘亚楼赶紧从塔台下来，急忙奔向停机坪，迎接毛泽东平安归来。机舱门刚打开，刘亚楼就急切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毛泽东走下飞机，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
刘亚楼会心一笑，转头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欣慰地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特意走过来，与机组成员握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最后，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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