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时代，传染性疾病多发，神农试图寻找治疗疫病的草药，却得罪了瘟神。但寻求治疗疫病的草药的过程无疑是相当艰辛的。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既反映了先民探寻对抗瘟疫手段的艰辛过程，也表现了在探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神农氏由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因对抗疫病而牺牲的第一人。邵公不仅徒手捉住疟鬼，打算吃了它，还成为疟鬼的克星，救了不少患疟疾的民众。原来当地瘟神庙的巫师号召病患去祈祷，并告诫民众不许服药。
抗疫英雄神话是中华抗疫神话中最壮美的诗篇，它不仅反映了先民对科学抗疫的逐步认知，更体现了从炎黄时代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最高道德理想——牺牲精神。
（一）神农尝百草神话与抗疫第一人
神农氏是最早的抗疫英雄。相传，神农氏为上古氏族领袖，时值原始农业发生时期，先民在神农氏的带领下开始尝试种植五谷，所以后来神农氏被奉为农业始祖。神农氏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神农尝百草神话中。
神农尝百草
《淮南子·修务训》载：上古时候，先民以野生植物为食，饮用生水，采集树木上的果实，食用蚌壳中的肉，因此常常遭受包括传染性疾病在内的诸多病痛的折磨。于是神农开始教授民众如何播种五谷，并根据土壤条件与地势高低来选择合适的作物。神农氏还品尝数了百种植物的味道，以便告知大家如何避开那些有毒有害的植物。当时，神农氏曾在一天之内遇到七十种毒物。
神农品尝百草本是为了寻找适合耕种的植物，却无意之中找到了不少可以治疗疾病的草药。在患病后只能听天由命的原始社会，这些草药的出现挽救了许多生命，在先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因此神农尝百草开拓农业的神话逐渐发展为中医药诞生神话。《搜神记》中所记录的神农尝百草神话就侧重叙述了神农发现中草药的过程：“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神农氏用红色的鞭子鞭打植物进行辨识，了解它们有无毒性，以及寒热温凉的性质，并从味道的角度判断植物所能治疗的疾病。
汉族叙事长诗《黑暗传》也记录了神农尝百草神话，并直接将对抗瘟疫作为神农尝百草的目的：“神农疗病尝百草，为民除病费精神，七十二毒神，布下瘟疫症，神农尝草遇毒药，腹中痛疼不安宁，急速尝服解读药，七十二毒神，商议要逃生，神农判出我姓名，快快逃出深山林。至今良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神农时代，传染性疾病多发，神农试图寻找治疗疫病的草药，却得罪了瘟神。神农自己也身染疫病，腹痛不止，但是它找到了克制病毒的草药，不仅解救了自己，也使瘟神失去了散播疫病的能力。这段神话提供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信息：一，从“七十二毒神”“神农判出我姓名”等细节来看，当时的先民已经对部分传染性疾病有了认知，并为其命名；二，先民也认识到部分传染性疾病表现出腹痛的相似症状；三，通过长期的积累，先民认识到治疗疫病的草药广布于大地，并寻找出了部分疫病的对症治疗草药。
但寻求治疗疫病的草药的过程无疑是相当艰辛的。相传，神农的身体是透明的，这是为了方便观察植物在肚腹中的反应，由此帮助判断药性。即使是这样，神农也曾遭遇很多毒草。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流传着神农氏之死的神话：一次，神农氏照例品尝一种植物的嫩叶，刚吞下就毒性大发，肠子断裂为一段一段，来不及服食解毒草药就牺牲了。这种令神农氏断肠的植物后来被命名为“断肠草”，也就是钩吻，又称胡蔓藤，是有名的毒草。神农尝百草的神话既反映了先民探寻对抗瘟疫手段的艰辛过程，也表现了在探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神农氏由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因对抗疫病而牺牲的第一人。这种牺牲即使在今天的抗疫斗争中也时有发生。
（二）众英雄抗疫神话与医疗技术的进步
作为中医药的始祖，神农氏是对抗疫病的专业人士，相当于今日的医护人员。但在中华抗疫文化史上，也有不少非专业人士曾勇抗疫。
大约成书于六朝至隋初的《录异传》载录了一则邵公驱疟鬼的神话：邵公得了疟疾,很久都没有痊愈。有一次疟疾发作的时候,邵公看到有几个童子捉着他的手和脚。邵公假寐，突然起身捉住了一个小童，童子随即变为一只水鸟。邵公把这只水鸟绑起来挂在窗口，准备杀了它吃。天亮的时候，水鸟突然不见了，邵公的疟疾也痊愈了。相传，当时凡是患疟疾的人，只要呼唤邵公之名就能好得差不多。
邵公不仅徒手捉住疟鬼，打算吃了它，还成为疟鬼的克星，救了不少患疟疾的民众。疟疾是一种常见传染病，在古代的致死率相当高。但在长期与疟疾斗争的过程中，先民逐渐掌握了控制疟疾的方法，比如东晋时期的中医方剂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就记录了一种可以治疗疟疾的“乌梅丸”，用甘草、乌梅与人参为主要原料制成。正是在医疗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出现了普通人勇捉疟鬼，成为疟鬼克星的神话。
疫鬼
《五山志林》载录的《能治疫鬼》同样是抗疫英雄叙事：有一位叫何左王的人，前一年的时候他的邻居得了传染病死了，家人害怕不敢去收敛。左王前往收敛了数十家。当时生病的人梦到左王用冷水浇他的后背，出了很多汗，病就痊愈了；明代末年京城瘟疫蔓延，只有督察院区都事家安然无事。有人得到区都事的签名，拿到家门口的时候，家里的病人就痊愈了，于是人人奔走讨要他的签名。有一位御史病得很严重，来拜访区都事，在区都事床上躺了一会儿发了汗，病很快就好了。上述两则神话中都出现了出汗后病愈的情节，反映了先民对体温恢复正常与疫病治愈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知。
宋代的《夷坚志》记录了一则特别的抗疫英雄神话——《张子智毁庙》。南宋庆元年间的春夏之交，常州府瘟疫横行，百姓中十家就有九家染病。常州知府张子智本人医术很高明，开出了药方还把药物散发到各坊，病患可以自行去取药。但去拿药的人很少，引起了张子智的疑惑。原来当地瘟神庙的巫师号召病患去祈祷，并告诫民众不许服药。张子智前往瘟神庙，指着中间头戴冕帽的塑像问是什么神，巫师回答说是太岁灵君。张子智又指着两旁或举脚，或怒目，或叉开手指的塑像问是谁，回答说是瘟神。张子智说：“神界与人间相同，应当有礼仪法度。但现在这里居中的太岁灵君戴帽端坐，而侍立旁边的神却这样失礼，礼仪何在？”当即下令拘拿了巫师回府，并派遣了二十名健壮的士卒去砸碎那些塑像，拆毁了瘟神庙，把砖瓦和供器分送给其他寺刹，杖罚并赶走了巫师。很快，老百姓的传染病就痊愈了，常州当地奉祀瘟神的习俗也有了变化。不久，张子智高升做了吏部郎中。
在《张子智毁庙》神话中，张子智既是科学抗疫的代表，其行为又体现了先民在战胜瘟疫方面不断增强的信心。要知道在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古代，拘拿巫师、砸毁神像、拆毁神庙这每一种行为都是难以想象的，更难为世俗所容。张子智不仅做了，还因此改变了常州当地的信仰习俗，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抗疫英雄。神话的结尾也相当有意思，张子智禁毁瘟神庙之后，不仅没有被神灵降罪反而高升了。这种人力胜过神力的结局反映了先民面对疫病时愈来愈强大的自信心。
（三）阻疫病神话与牺牲精神
但先民抗疫的过程是渐进的，从早期缺乏了解到后期有效治疗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总有一些先民为了对抗瘟疫而牺牲，因此中华抗疫神话中不仅有乐观的想象，也有不少悲壮的自我牺牲，比如温元帅成神神话。
温元帅
温元帅是东岳大帝部属中最出名的一位，生前为温州人，中过秀才。温州故老相传：一次，温秀才在温州城外寺庙中彻夜苦读，无意中听到两个疫鬼商量在井中放毒。天亮之后，为了防止民众误饮井水，温秀才纵身跃入井中，以自己呈现出蓝色的尸身阻止了一场瘟疫的爆发。为了纪念这位舍生成仁的温秀才，民众为其塑像并进行祭祀。温元帅的神像很特别，面部与手脚都呈现出蓝色，象征着他与瘟疫对抗的英勇经历。
有意思的是，抗疫英雄神话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为阻止民众饮用被污染的井水而牺牲的情节。民国时期的《竹间续话》记录了一则在福建地区流行的五大瘟神成神神话。在此神话中，五大瘟神一反常态地以抗疫英雄的形象出现：相传五帝生前为福州当地秀才。一天夜里，五位秀才看到一群疫鬼在井里下药，并说:“这些药大概能毒死半城的人了吧？”秀才们听到以后大声呵斥他们，疫鬼逃跑了。五位秀才商量说应该守着这口井，不让人打水。但来打水的人认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秀才们无法证明，一位姓张的秀才说：“我们应该舍己救人。”于是他们一起喝下井水中毒而死。
这种情节上的相似性表现出不同地域的民众在科学抗疫方面的相同认知：第一，一些传染病可以通过饮用水传播；第二，洁净的水源在防控传染病传播方面至关重要。这是先民在长期与传染病斗争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而这些经验的积累则建立在英雄们前仆后继的自我牺牲的基础上。
抗疫英雄们的自我牺牲行为是为了拯救其他民众，其中所体现的牺牲精神正是抗疫英雄神话的精神核心和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但牺牲精神并非抗疫英雄神话独有，而是对中华传统道德理想的继承。中华创世神话中随处可见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牺牲和奉献：女娲在天塌地陷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采炼五色石以补苍天；鲧在民众被洪水围困时盗取了天帝的息壤，解救了民众而自己却被处死；为了将民众从茹毛饮血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商伯冒险将火种带到人间……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高尚的道德理想之一。正因为有着无数先民的牺牲奉献，中华文化才能延续数千年，中华儿女才能繁衍至今。今天，这种最高尚的道德理想正在当代抗疫英雄们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作者为“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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