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急于筹集巨额赔款，严令各省限期筹缴。但清廷的武力高压并没有让鄂尔多斯人民屈服。请愿中嘎达梅林等人被捕，后被妻子牡丹其其格伙同一些人劫牢反狱，将嘎达梅林救出。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有力地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从而保护了牧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
内蒙古大草原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
历史上多次放垦，蒙古族人民为此进行了武装抗垦的斗争，诞生了席尼喇嘛和嘎达梅林等抗垦英雄，他们的斗争在清廷和军阀的残酷镇压下没有成为燎原之势，就被放垦这股滚滚洪流扑灭。
为此席尼喇嘛和嘎达梅林等蒙古族英雄血染内蒙古大草原。虽然他们倒下了，但他们的抗垦斗争天地可鉴，日月可表。
解放后，中央农垦部再次入蒙，把一望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10多万公顷草原。这时内蒙古人民心目中最敬重的英雄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最终他保护住了今天绿草茵茵的内蒙古大草原。
自古以来，内蒙古大草原就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征战的地方，各种势力随着当时的局势风起云涌，你来我往，战乱不断。使原本草长莺飞的大草原变得千疮百孔。就是如此，到了清末的大放垦把草原的生态环境再次推向绝境。
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举入侵，使近代的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蒙古族地区遭到帝国主义的蹂躏。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急于筹集巨额赔款，严令各省限期筹缴。山西巡抚岑春煊为了筹集当年清政府分摊的庚子赔款，便两次上谏“筹议开垦蒙地”，1902年1月5日，光绪帝批准岑春煊的奏议，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往内蒙古西部推行垦务。
《清德宗实录》记载，贻谷当时在今乌兰察布市和鄂尔多斯市放垦，在鄂尔多斯市放垦时遇到了蒙古族人民的反对，清政府撤销了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尔宾巴雅尔的盟长职务，并捕杀了准格尔旗协理抗垦首领丹丕尔。但清廷的武力高压并没有让鄂尔多斯人民屈服。
席尼喇嘛
席尼喇嘛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王府的“笔帖式”（相当于文书或秘书），由于乌审旗王爷把大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让清廷开垦，致使乌审旗的蒙汉群众陷于“既无可耕之地，又无可牧之场”的绝境。
《伊克昭盟志》所述1912年，席尼喇嘛在全旗组织了11个“独贵龙”，揭露了王公贵族残酷压榨人民的罪恶，呈文提出了12项要求，包括“坚决反对出卖土地牧场，严惩主使拍卖旗地的官吏臣佐”等。
独贵龙运动签名
“独贵龙”的革命风暴，使乌审旗封建势力惶惶不可终日，纷纷逃往榆林，同陕北军阀井岳秀勾结起来，进行猖狂反扑。从1927年到1929年的三年内，席尼喇嘛率领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向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多次粉碎了陕北军阀对革命军的军事围剿。1928年冬，敌人用1千两银子收买了钻进革命军营里的叛徒孟克乌力计、布仁吉尔嘎拉等人，乘春节期间多数人回家过年，他们枪杀了熟睡中的席尼喇嘛。
内蒙古大草原西部的席尼喇嘛倒下了。在这次放垦的几年时间里，共在内蒙古西部草原开垦87000余顷，使得鄂尔多斯的草原成了不毛之地，出现了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虽说沙漠的形成不仅仅是放垦这种单一因素造成的，但放垦应该是其中的主导因素。
席尼喇嘛在内蒙古西部倒下了，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英雄们也在与开垦草原的军阀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斗争。
《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记述，当时沙俄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蚕食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仅呼伦贝尔地区就夺占土地牧场40余万亩，森林面积1250平方公里。
清廷为巩固边疆外防，阻止沙俄进一步侵略和筹集赔款银两，开始又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旗开垦土地，汉族民众被迁入成为佃农。
从191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开始大量放垦。放垦戍边虽然增强了边防，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损害了蒙古族牧民的利益和破坏了草原的生态环境。从1904年的白音大赉起义开始，抗垦起义此起彼伏
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与常住沈阳的那木济勒色楞王爷商定开垦大片草原为农耕地，到1928年达尔罕旗四分之三的土地被放垦，牧场缩小，牧民被迫背井离乡，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今通辽市科尔沁草原上的嘎达梅林多次到垦务局反对开垦，但王爷熟视无睹。
1929年“东北易帜”后不久，张学良继续开垦蒙旗土地。嘎达梅林等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即所有请愿的人在纸上围着一个圆圈签名以隐藏领头人），去沈阳向那木济勒色楞请愿。请愿中嘎达梅林等人被捕，后被妻子牡丹其其格伙同一些人劫牢反狱，将嘎达梅林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
《嘎达梅林》剧照
《科尔沁史料》记载，张学良知悉后，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抗垦队伍在今通辽北舍伯吐附近，被包围歼灭，嘎达梅林战死。李守信割下他的头颅，交给了达尔罕亲王，并在旗内悬挂示众。
嘎达梅林牺牲了，他的牺牲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和蒙古人民的幸福。但他的倒下并未唤醒军阀对内蒙古大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本次放垦中，仅在今通辽市和赤峰市两地就放垦蒙旗土地330余万亩，征收押荒银两约387万两。放垦加重了通辽和赤峰的牧地的沙化，不久一块面积约4.23万平方公里科尔沁沙地就此诞生。
新中国建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内蒙古大草原也开始休养生息，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适时提出了内蒙古草原要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这让内蒙古人民欢欣鼓舞。几年后，草原再次焕发生机，绿波千里，一望无垠，微风吹过，羊群如流云飞絮，点缀其间，草原风光极为绮丽。
好景不长，1960年，我国进入自然灾害的多灾之年，粮食紧缺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改变当时的窘迫之状，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开垦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10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直接侵犯了当地牧民群众的利益，引发了许多纠纷。
乌兰夫为了保护内蒙古大草原，找到时任中央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以史为鉴，与其坦诚交流并明示，内蒙古大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视察内蒙古
乌兰夫认为，中国虽然缺粮，但更缺肉和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种植粮食，但能够形成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基地的地方，只有内蒙古。如果开垦了内蒙古，祖国北疆的4000公里绿色屏障就会消失在荒漠化之中，沙尘暴就会更加肆虐。
1963年8月，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10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同年，中共中央指出草原“内蒙古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这些都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1964年，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指派一些人到科尔沁草原进行“调查”，荒谬地提出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乌兰夫当时审慎思考，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驳斥了他们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保护了内蒙古大草原。
“文革”开始后，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再次疯狂地展开。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牧民们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鄂尔多斯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久居的家园。
1970年9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知道内蒙古牧区正在被垦殖时，明确指示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有力地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从而保护了牧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颁布施行，成为保护草原的又一利器。
纵观历史上的多次放垦内蒙古，其他蒙古族民族英雄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未能阻挡放垦的步伐，乌兰夫却保护住了大草原。忆往昔今，内蒙古大草原这道我国的生态屏障事关国家战略问题，切不可再随意触碰本来脆弱的草原生态红线。在此我们倡议，保护草原，从你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