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吴啊萍是精神病，不应担刑事责任和政治责任。对于真正的精神病，这是最恰当的处置。如果想假借“精神病”犯罪，那就要面临不叫惩罚的惩罚，没有刑期的囚禁。这既足以摆脱“精神病免受刑责”的陷阱，也足以让“流氓精神病”在犯罪前掂量掂量：这样的犯罪成本值不值得铤而走险。因“精神失常”“心理阴影”伤害社会可以不受刑纠，但把人教育得“精神失常”“心理阴影”的人却不应不受任何惩罚，包括刑事惩罚。
如今出了个吴啊萍，这一套也跟着来了：“心理忧郁，情有可原”“精神问题，无法按刑法处理”……这实际是个陷阱：严惩，与法无据，还要落个“跟疯子较劲”的骂名；不严惩，马上就开了个大门：原来可以借“精神病”犯罪，而且还可以逍遥法外，就算有犯罪成本也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便宜买卖不做白不做。
有人说吴啊萍是精神病，不应担刑事责任和政治责任。倘真如此，那就应该严格按对待精神病的法子对待之——你不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那就不能让你有做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言行的机会；你的“精神病”已经做出了严重危害社会的事，那就不能让你再有任何重复的机会。你的“神经病”好没好不能由你说了算，而只能由国家专门机构的专家说了算。
如果不照此办理，那如何应对“流氓精神病”？——平时没事，就犯罪那一瞬间是“精神病”，不必负责，逃脱惩罚后又“恢复正常”，逍遥自在享受正常人待遇，直至下一次“精神病发作”。这招数在西方早就被玩烂了：律师接案子后的第一招一定是看能否把问题往“间歇性精神失常”上引，千方百计证明当事人虽然平时好好的，偏偏就犯罪那一瞬间“精神失常”，不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由此免受惩罚。而这招往往还真管用——利用“精神病”“心理失常”逃避惩罚是西方司法体制的一个公开的秘密。犯罪老手都善于事先就准备“精神失常”的证据，刑辩律师都善于把案子往“精神失常”的性质上引，连刺杀里根这么大的案子都能定性为“精神失常”，其他案子更不在话下。
如今出了个吴啊萍，这一套也跟着来了：“心理忧郁，情有可原”“精神问题，无法按刑法处理”……这实际是个陷阱：严惩，与法无据，还要落个“跟疯子较劲”的骂名；不严惩，马上就开了个大门：原来可以借“精神病”犯罪，而且还可以逍遥法外，就算有犯罪成本也低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便宜买卖不做白不做。
该如何对付对这种“流氓精神病”？简单得很：以毒攻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是精神病，那就严格按精神病处理，送到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地方，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出来。因“精神失常”而伤害社会的情况越严重，管控越严格越久长。一辈子不好就一辈子别出来。病好没好不能由你说了算。对于真正的精神病，这是最恰当的处置。如果想假借“精神病”犯罪，那就要面临不叫惩罚的惩罚，没有刑期的囚禁。这既足以摆脱“精神病免受刑责”的陷阱，也足以让“流氓精神病”在犯罪前掂量掂量：这样的犯罪成本值不值得铤而走险。
因“精神失常”“心理阴影”伤害社会可以不受刑纠，但把人教育得“精神失常”“心理阴影”的人却不应不受任何惩罚，包括刑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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