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梁家辉第一次来到北京，拍李翰祥导演的《垂帘听政》与《火烧圆明园》。在北京拍片的那段时间内，梁家辉四点起床，然后到李翰祥的房间里拿当天拍摄的剧本，重新抄一遍，复印好，塞到每个人的门里。梁家辉就举直了胳膊，把胶片送到他面前。梁家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新龙门客栈》剧照。在那些角色中，梁家辉隐藏得很深，我们几乎很难分辨出哪些是角色说的，而哪些是梁家辉的心里话。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梁家辉：惟演是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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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语电影界，有两个Tony Leung，他们的中文名字分别是梁家辉与梁朝伟。
一个Tony在塑造角色时，带着浓厚的个人气质，而另外一个，则深深地隐匿在角色后面，让你觉得似幻还真。
近些年来，在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上，梁家辉似乎越走越远，而在他最近出演的两部电影中，他一直流连在冰封的北国，一部是刚刚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的《智取威虎山》，另外一部，是将于4月15日上映的导演徐伟的《冰河追凶》。
《东邪西毒》剧照。
家山北望
走过港片岁月的梁家辉，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经历过“北上”后“水土不服”的痛楚，与香港的“我城”概念相比，他同样也愿意去思考更多的“家国”情怀。
1982年，梁家辉第一次来到北京，拍李翰祥导演的《垂帘听政》与《火烧圆明园》。
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离开过香港，北方广袤却略显荒芜的土地让他颇感新奇。
老旧的北京城也让他觉得有趣，他看到满街骑自行车，穿着蓝制服、白衬衣领子翻在外面的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飘飞的雪花，落在了紫禁城的红墙上，然后又在地上堆积起薄薄的一层，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他们在故宫里实景拍摄，没有游人，眼前的景致华丽、厚重，又有一点颓靡的柔媚。而剃去头发的梁家辉扮相清秀，确实很像历史上那个壮志未酬的孱弱皇帝。
日日在紫禁城里拍片，他甚至还真的坐上了太和殿的龙椅，“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皇帝都会坐得直直的，因为椅子的靠背有一个顶出来的木质龙头，让你不得不挺直了啊。”
那时候，整个剧组，算上梁家辉只有四个香港本土人，另外三个是不善言辞的灯光师，“我们那时候的普通话水准极差，说一句，你好，请给我一杯牛奶，几乎没有人听得懂。”因为年轻和好奇，梁家辉开始和那片相对陌生的土地和操着不同口音的同胞们打起交道，等到再拍完电影回到香港，他讲着一口标准的“广普”，甚至让香港电影界以为眼前这个单眼皮、模样清俊的小伙子是李翰祥导演刚挖掘出来的大陆新秀。
李翰祥不仅手把手教梁家辉演戏，还引领他认识了整个电影创作与制作的流程。
在北京拍片的那段时间内，梁家辉四点起床，然后到李翰祥的房间里拿当天拍摄的剧本，重新抄一遍，复印好，塞到每个人的门里。然后再拿着导演开好的道具单，交代给道具房，此时天已经亮了，他再挨个敲演员的房门，“刘晓庆！该起床化妆了啊！”
拍完戏没事干的时间，梁家辉就跑到导演房间里，看他怎么剪片子，李翰祥剪下来的胶片，随手就挂在梁家辉身上，挂满了以后，导演头也不抬，吩咐说，“Tony，给我刘晓庆那个34A的镜头。”梁家辉就举直了胳膊，把胶片送到他面前。
在北京的那段岁月，梁家辉还体验过老式的绿皮火车，“导演让我和一个副导演一起去承德避暑山庄看景，坐了八个小时的硬座，那么窄的一点点地方。”车上挤满了人、行李以及农民的鸡笼，“副导演给了我一个大的搪瓷缸子，里面可以随时灌热水，他打起盹睡着了，我喝着水，还觉得挺舒服。”
但水喝多了，就得挤出去上厕所，回来以后发现，座位没了，四处都是人，连两座车厢的连接处，也找不到一点空余位置，“我就只好站着，把两只脚小心放置在一大堆鸡笼中间。后来下了车，整个人都要虚脱了。”梁家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今讲起这段往事，梁家辉依旧觉得很好笑，但并不是出于对贫穷的猎奇心理，更多的是对于一种经历与未知生活方式的探究。十年之后，梁家辉甚至把这段挤绿皮火车的经历放在根据钟阿城小说改编、严浩导演、他本人参与编剧的电影《棋王》中，在那部电影里，他饰演一个身处文革漩涡中，却懵懂不自知一心只有下棋的“棋痴”。身穿军绿色外套，戴着老式大框塑胶眼镜的梁家辉，在乱世的火车上，聚精会神地扫荡着一缸子米饭，演技之逼真，几乎像是历史上刚刚撕下的泛黄一页。
今日，梁家辉喜欢把他的“家国情结”归结于早年来北京拍戏的经历，那段时光，似乎开启了一个年轻人从一座茫茫独立于海中的小岛，放眼到更广阔历史情境的心胸，他甚至也喜欢在电影中探究历史，并问自己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经历那么多战争？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为什么要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他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去寻找香港课本上自近代以来就戛然而止的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梁家辉对于中国的概念，怀着一种相对“痛苦”的“爱”，他并不能够理解和明白很多问题与现象，但却在茫然中，企图抓住更多的归属与认同感。他喜欢演那种表现苍茫大时代的电影，并在那些漂泊于乱世的人们身上，寻找着问题的答案。《爱在他乡的季节》《南京的基督》《何日君再来》……都曾让他心有戚戚焉，他还在《建国大业》中露过脸，在《太行山上》演过八路军，甚至，梁家辉还演过一部主旋律电影，讲述一位乡村教师四十年人生经历的《我的教师生涯》，目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讨厌主旋律题材”。
《新龙门客栈》剧照。
夕阳之歌
梁家辉并不是一个怀旧的人。
过去不论是光明抑或黑暗，阳光灿烂或者布满乌云，他都显得足够洒脱淡漠，“我不会刻意地去怀旧，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回头，想以前的事儿，我关注的点在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整个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以后应该怎么样进行，我要向前走。”
如今他的大部分事业主要放在大陆，偶尔想起港片时代的老朋友们，他也会显得有点寂寞，“朝伟每年拍一两部，曼玉也不拍了，王祖贤就归隐了，青霞出自传了，估计是不会复出的了……”他兀自念叨着。
前几年，梁家辉在一个电影节上遇到一位韩国导演，他对梁家辉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拍电影吗？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太多你演的香港电影。”
有时候，在路上，梁家辉也会遇到行人对他喊，“段王爷！”或者：“任因久！”他很开心，“因为他们记住的是角色，而不是我的名字，这说明我演得成功。”
在那些角色中，梁家辉隐藏得很深，我们几乎很难分辨出哪些是角色说的，而哪些是梁家辉的心里话。
周淮安在《新龙门客栈》里举起一杯烈酒，“为这没名没姓的时代干一杯！”
周朝先在《黑金》里霸气外露：“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神神道道的段王爷在《东成西就》里寻觅着真心人，“你可以对我说一句‘我爱你’吗？”
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又把玛格丽特·杜拉斯那句“他就在那儿，远远地坐在车后，那隐隐约约可见的身影，纹风不动，心如粉碎”形容得那么让人肝肠寸断。
事实上，“向前看”之外的梁家辉很细腻，他甚至还在无戏可拍的日子里，在香港《文汇报》写专栏，没有一丁点关于水银灯下的生活，他写一场大雨，一片落叶，还有花开的烦恼和叶落的惆怅，文笔相当细腻，像那种“五四”时代的笔调。
他的家庭生活，经过媒体略微包装过之后，也是一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曼妙童话，媒体比对过几张照片，在老照片中，梁家辉的太太江嘉年穿着白婚纱或者旗袍，涂着桃红色的唇膏，与他站在一起，确实一对璧人；但现在的照片，她花白头发，身材走样，面容浮肿，他们的手依然紧紧握在一起。
梁家辉并不承认童话，“你们看到各种传言，觉得我是一个超好的老公和老爸，但坦白讲，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状况和问题，大家都不清楚，只看到表面上的一些，帮我慢慢一点点粉刷我这个人，变成很多观众中的完美，其实我经历过很多，在生活里也经历过很多问题，和太太之间，和小孩之间，和亲人朋友之间，只不过及时解决了，没有被别人挖出来。”
现在的他活得很素淡，拍片之余，就在家里给垃圾分类，种花养草。而在采访中，关于自己的问题，他回答得真诚且毫无保留，而一旦涉其他人，他都会模糊处理。
在近期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主持人问梁家辉，你最近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他答，是在一个朋友的纪念演唱会上，但他不肯说出那个朋友的名字，因为希望不要打搅到她。
但事实上，我们都能够猜到，那个朋友与他一起主演了两部电影，分别叫做《夕阳之歌》与《何日君再来》。
它们都讲述了在动荡大时代中，人们是如何相聚又别离。
还有人问他，你是一个愿意宣泄情绪的人吗？
梁家辉回答：在没人看见的时候。
这回答，不由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一个人背部中箭，别人带着点好奇的心理问他，疼不疼，中箭的人答：只有在我笑的时候。
是啊，关于很多过去的故事，我们确实还在意犹未尽，但那些故事其实早已经说完了。
曾经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他也许还记得，但那只是偶尔出神的片段。“有时候想起来，你会很满足，但反正都已经过去了，过去那么多年了。”
偶尔也会想起，也会动容，但，“只有在我笑的时候。” ★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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