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其次是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实际上对于弟子们的谦虚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这一观点孔子曾多次表达过。可见在孔子看来，不以礼让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与称让相应，孔子也极为认可不争。故而所谓“矜而不争”，即主张放下身段，礼让他人。
史载孔子是位“温良”的教书先生，“温良恭俭让”是弟子对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谓“温良”，“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礼，又是内在的德性，圆融和熙，而低调谦抑，或是其精神底蕴。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对于人的操行举止，进退取舍，有着鲜明的恶骄而喜谦的态度。
首先，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狂妄。
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朱熹注为“捷给”（《四书章句集注》卷九），实即工言辞、善表暴，孔子直言“恶”之，鄙薄之意甚明。《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卫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却视之为“佞人”，“子曰：辞达而已矣”。朱熹注说：“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朱子此释可谓达诂。本着“辞达而已”的立场，孔子讨厌信口开河的大言不惭，“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对于花言巧语，夫子更是十分鄙弃，他直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四书章句集注》卷一）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屡次记载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至于类似的表达，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反复的讥刺，足见孔子对“巧言”虚骄、“利口”自夸的憎厌。
其次是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孟之反为鲁大夫孟之侧，“伐”，“夸功曰伐”；殿，“军后曰殿”，常为智勇双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后，正说明他有勇气和能力，但他却以马行迟缓为由，不仅不自夸勇敢有谋，还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为赞许。另有一次孔门师徒欢会，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文中“无伐善”，即不自夸己之所长、所能，“无施劳”，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绩。书中虽未明记孔子的点评，但从夫子对颜渊的喜爱称赞来看，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浸润，换句话说，也流露了孔子对弟子“有若无”谦逊德性的嘉许。
实际上对于弟子们的谦虚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旧注“吾斯之未能信”为“不欲仕进”，“不汲汲于荣禄”，故孔子闻之喜悦。其实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取之有道”的财富，旧注过于道德化的解读，不仅误解原意，而且还遮蔽了其间孔子对谦逊品格的称许。引文中所谓的“吾斯之未能信”，应是指漆雕开对老师的提携、推举，感觉自己还未学好本领，对出仕还不怎么自信。这里弟子透露的其实是一种真诚、一种不自足、不自满的谦逊心态，对于欣赏“不自伐”的孔子来说，闻之当然很高兴。
最后，孔子称扬礼让和不争。史称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与其弟南奔荆蛮，传播中原文明到江南。孔子对于泰伯之让，极其叹赏，赞誉其为天底下无以复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文中“至德”一说，实生动体现了孔子对“让”的价值肯定和人格表扬。在孔子看来，让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还是治国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说以礼让治国，则不难实现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视礼让，那么礼仪就很难施行了，言下之意，即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这一观点孔子曾多次表达过。如《论语》记载，一次众多弟子聚谈，孔子问他们的政治理想，“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事后弟子曾点问孔子，为何听了子路的话觉得好笑？“子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可见在孔子看来，不以礼让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与称让相应，孔子也极为认可不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内涵大概有两层：一是克己守礼，不急不躁，先人后己；二是摈弃好勇斗狠，贪婪嗜利，损人利己。故而所谓“矜而不争”，即主张放下身段，礼让他人。如果实在免不了争，孔子也认为应行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文中所言的“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古时射礼，自有其一套礼仪之规，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间的谦和精神，像“揖让而升”，实显现了一种“谦卑自牧，无所竞争”的君子之风，故孔子称引之为“君子之争”。在价值取向上，不伐善、不争与让是一致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动放弃、甚至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在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谦下的低调哲学，诚如老子所形容：“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这一哲学与骄横、暴戾显然是截然对立的，显现出一种敦厚与温和。
孔子的“温良”实是其“不伐善”谦逊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谓诚中形外，显现出一位动荡时代智者“求达不求闻”的隐忍、坚毅精神。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