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佯狂是迫不得已，得到当时及后世的同情乃至赞许，成为佯狂的佳话。魏晋之际，天下动荡，佯狂的事例显著增多。王衍没有受牵连，其佯狂拒婚堪称明智之举。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后唐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所取代，杨涉承担了押运传国玉玺的差事。因当时朱温的爪牙遍布，如被其所知，必遭杀戮。这是为卑鄙目的服务，张天如斥为“辱人贱行”，完全应当。
来源：检察日报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书帖
最早记载殷纣王的箕子，《史记·殷本纪》说他“佯狂为奴”，以逃避纣王的迫害，没有逃掉，“纣又囚之”，到周武王灭纣，才得释放。箕子佯狂是迫不得已，得到当时及后世的同情乃至赞许，成为佯狂的佳话。
春秋时代著名的佯狂之例有二：一位是“凤歌笑孔丘”（李白诗句）的楚狂接舆。《论语·微子》记载了这件事。《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孔安国曰：“接舆，楚人也，佯狂而来歌。”他与孔子完全不同道，还找上门来讥讽孔子，但在历史上却保持着美好的形象。屈原《涉江》有“接舆髡首”之句，把他作为忠贤之士不被信任的例证之一。晋人皇甫谧把他收入《高士传》。另一例是伍子胥，《吴越春秋》说他逃入吴国之初，“被发佯狂，跛足涂面，行乞于市”。这一英雄失路的悲剧形象，为他传奇式的经历增添了光彩。
魏晋之际，天下动荡，佯狂的事例显著增多。大名鼎鼎的清谈家王衍，就有两次装疯的记录。第一次是杨骏仗着女儿杨芷身为武帝皇后，要把另一个女儿嫁给王衍。王衍不敢公然拒绝，只好佯狂，逃避了这门婚事。杨骏在晋武帝死后独揽朝政，势焰熏天，但旋即被皇后贾南风集团诛杀，夷灭三族。王衍没有受牵连，其佯狂拒婚堪称明智之举。后来赵王司马伦篡位，拉王衍做官，王衍无奈，再度佯狂，还故意砍伤奴婢。司马伦称帝不到四个月就失败被杀，王衍逃过了“附逆”之危。
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要假装疯癫，当然是件痛苦的事，起码要不顾仪容，不顾肮脏，进而不顾羞耻，甚至自残自伤。王衍是个“容貌整丽，神姿高彻”的风流名士，两次装疯，也真难为他了。好在每次持续时间不长，比较容易挺过去。比他早一点的范粲佯狂，竟持续达30年之久，其意志之坚韧，不能不令人惊叹。
范粲是曹魏臣子，曾任武威太守，后来看清了司马氏的野心，便与之划清界限，决不合作。从司马师当政、魏帝曹芳被废时（254年）起，他拒绝任职，“阳（佯）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他既闭了口，就决不再开，子孙们向他请示家中大事，他也只用动作、表情以示可否。在车子里生活了30年，公元285年去世。这30年佯狂可谓艰苦卓绝，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赞颂他：“粲之所为，难能也，非但难能也，其仁矣乎！”
杨凝式是五代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说他著名，一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字写得好，有“书中豪杰”之称；二是因为他历经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为官不倒，是官场上的一位“不倒翁”；三是因为他常犯疯病，人称“杨疯子”。
杨凝式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杨涉是唐末的宰相。当时天下已经大乱，后唐政权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所取代，杨涉承担了押运传国玉玺的差事。杨凝式得知后，对父亲说：“你身为宰相，将传国玉玺交给别人，保自己的富贵，那千年之后，人们将如何评论您？”杨涉听后，大为惊骇：“你这是要灭我全族啊！”因当时朱温的爪牙遍布，如被其所知，必遭杀戮。杨凝式见父亲如此惊骇，知自己惹祸，便装疯癫狂起来，因此有了“杨疯子”之称。
杨凝式的书法比他的疯病更有名，他喜欢在墙壁上书写。他在洛阳居住时，洛阳200多所寺院的墙壁几乎被他写了个遍。杨凝式游寺庙，只要看到空墙壁，就立即来了精神，兴发若狂，信笔挥洒，直到粉壁书尽才肯作罢。当时，各寺的僧人，也以能够得到他的题壁墨书为荣耀。为此，寺僧们见有可题写的墙壁，总是先将其粉饰好，等待他来题写。
杨凝式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风格，有人将他的书法和颜真卿的书法合称“颜杨”。他的草书写得狂，被人称作“颠草”，有人说这与他疯癫、纵逸狂放分不开。米芾形容他的草书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给人以美的享受。
大约由于中古以上的佯狂多受称誉之故，唐宋以降，佯狂成了文人们颇为喜爱的一种格调，而且这个词的外延扩大，包含了“特意狂放”这样一种意思，不限于原先的“装疯”一种。李白《笑歌行》：“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陆游《楼上醉歌》：“我游四方不得意，阳（佯）狂施药成都市。”都是自称佯狂，且颇见自炫之意，显然并非装疯，而是狂放不羁。杜甫诗《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说李白佯狂，也属此种。苏东坡《方山子传》：“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偏见之欤？”“佯狂垢污”成了“异人”的一种外形特征，而“异人”是与“俗人”相对而言的，可见这些脱俗之士是喜欢这种作风而有意为之的。
这种作风其实也有师承，他们效法的榜样是春秋时“蒙袂辑屦”而不食嗟来之食的齐国饥士，是魏晋时脱衣裸裎、纵酒放达的阮籍、刘伶诸名士。明代袁宏道《徐文长传》说：“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徐文长傲权贵而亲下隶，是狂放式的佯狂；但到了动斧头动利锥自伤流血，似乎已从装疯发展到真疯了。这倒应了郁达夫的一句诗“佯狂难免假成真”，让人益觉可悲。
佯狂既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当然会因目的高下之不同而有荣辱之异。明代张溥《五人墓碑记》：“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这是指阉党魏忠贤的党羽，在阉党被摧毁之后，有人装疯卖傻以逃避惩罚。这是为卑鄙目的服务，张天如斥为“辱人贱行”，完全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