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孔子那段“三十而立”的名言为例，当代名家杨伯峻、冯友兰、劳思光的理解就各有己见。其实，不仅是《论语》，任何其他历史文献的原貌都无法绝对重现。伽达默尔引用了黑格尔的这段话来论证想完全修复原本的企图是“无效”的。这告诉我们，对于传统经典的多样性理解完全是正常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讲学图（来源于网络）
一般以为《论语》是经典中比较容易读懂的，其实不然。以孔子那段“三十而立”的名言为例，当代名家杨伯峻、冯友兰、劳思光的理解就各有己见。
杨伯峻《论语译注》对这段话的译文是：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这里把“立于礼”作为“而立”的内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这段话是孔子对自身精神生活的几个主要阶段的概括，大意是：志于学就是“志于道”，以求得到“仁”；“而立”的“立”，即视、听、言、动都可以不违反周礼；之所以“不惑”，在于“知人”即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了自觉；“知天命”就是懂得一方面天命决定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的生死祸福，另一方面人的道德品质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与天命完全无关；关于“耳顺”，就是顺天命； “从心所欲不逾矩”之规矩，就是礼的矩，“天命”的矩；这似乎回到了“三十而立”，其实经过了不惑、知天命、顺天命三个阶段，他的“不逾矩”完全出于自然，毫不勉强造作，即精神完全达到自觉的程度。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对这段话的理解以“知天命”为分界，以为“‘知天命’者，即知客观限制之领域是也。‘不惑’以前之工夫，皆用在自觉意志之培养上，‘知天命’则转往客体性一面。‘不惑’时已‘知义’，再能‘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之领域与不能主宰之领域，同时朗现。由是主客之分际皆定，故由耳顺而进入从心所欲之境界”。
显然，上述三位的解释有同亦有异，但无法判定谁的理解更为确切。众所周知，《论语》是由语录组成的，若要确证每段语录的本义，必须还原其具体的语境，因为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是不同的。而要还原语录的具体语境，必要条件之一，是对对话双方的经历、关系、对话的主题和背景有确切的把握。但是，这些在《论语》的很多语录中，往往是语焉不详或者完全缺失的，因而对同一段语录的不同释义在所难免，也很难判断哪一种解释更为确切。以上述三位名家的解释为例，如果对话者是孔子的学生，并像孔子那样“好礼”和主张“复礼”，讨论的问题是礼与人生的关系，那么杨伯峻的释义就更为贴切，因为它把“懂礼仪”与其此前的阶段与此后的几个阶段贯穿起来，说明这是走向理想人生的关键；如果对话者是有类似老子绝弃仁义思想的人，对话的主题是争辩仁义与人生的关系，那么冯友兰的释义也许更为吻合，因为它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仁义的自觉，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的自觉达到了完全的程度；如果说对话者是墨子的赞同者，既讲“非命”又讲“天志”，而对话的主题是天命与人生的关系，那么劳思光的释义可能更有针对性，因为它强调知天命就是在明白了人能主宰的领域之后，还需明白人不能主宰的领域，由此方能进入人生自由之境。
其实，不仅是《论语》，任何其他历史文献的原貌都无法绝对重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此有过形象的论述：流传下来的古代艺术品，犹如少女把从树上摘下来的美丽果实呈献给我们那样。就是说，由于与古代艺术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背景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得到的只能是对它们的“朦胧的回忆”。伽达默尔引用了黑格尔的这段话来论证想完全修复原本的企图是“无效”的。这告诉我们，对于传统经典的多样性理解完全是正常的。
原标题：谁确切地理解了“三十而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卫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