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已专项投入绿孔雀拯救保护资金800多万元，实施了种群监测体系建设、栖息地管控、补水点和食源地建设等恢复与改造项目。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腰村绿孔雀栖息地共同管护区内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绿孔雀开屏。与此同时，绿孔雀的人工圈养种群也岌岌可危。这是保护者们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许多濒危物种共同面临的困境。闻丞指出，这种情况下建立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模式是明智之举。
光明日报记者 周梦爽
今天是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唯一原生于中国的绿孔雀已到濒危地步，种群数量不足500只，且仍呈下降趋势。
从家喻户晓的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到唐代绸缎上的纹锦；从明朝吕纪的《杏花孔雀图》，到明清官服上的孔雀翎……作为凤凰的主要原型，瑞禽绿孔雀的形象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绿孔雀是亟待拯救的濒危物种，这个说法或许让人感到陌生。
现在，各地动物园、“孔雀谷”中数量繁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孔雀，其实是来自印度的国鸟蓝孔雀，这一物种除了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外，野外种群也较为庞大，被评估为低危。随着历史上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绿孔雀的数量急剧减少，其分布范围已从长江流域退守到滇西南一隅。其种群数量能否得到恢复？为此，记者日前采访深入哀牢山脉，探访绿孔雀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云南省哀牢山石羊江边活动的野生绿孔雀。崔多英摄/光明图片
1.栖息地丧失严重，生存孤岛亟待联通
2018年12月，云南巍山青华绿孔雀自然保护区公布的鸟兽多样性调查报告显示，区域内生活有黑颈长尾雉、黄喉貂等71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而作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的绿孔雀却不见踪影。
这样的情况在云南并不少见。
“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绿孔雀分布现状调查结果相比，最新成果显示绿孔雀栖息地分布区域已从当年的34个县、127个镇，锐减到今天的22个县，33个镇，其种群数量也从当时预估的800到1100只，锐减到如今不到500只。”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君说。
杨晓君向记者展示了一幅云南省绿孔雀分布图，图中显示，90年代初时云南省西部、中部和南部的绿孔雀分布地虽已出现片段化现象，但相对较完整。而这30年间，随着隆阳、施甸、巍山、芒市、临翔、勐腊、镇沅等十多处分布区的消失，今天绿孔雀的栖息地已经破碎成了大小不一的孤岛。
“栖息地丧失是绿孔雀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大量经济作物取代了绿孔雀栖息的低山林地和灌丛；村民为了保护庄稼投毒毒杀绿孔雀；澜沧江、红河等流域的工程开发则破坏了绿孔雀求偶觅食的河滩。”西南林业大学教授韩联宪补充。而栖息地孤岛化带来的危害，韩联宪这样解释：“绿孔雀难以进行种群间的基因交流而近亲繁殖，后果则是遗传多样性下降，使得这一物种变得更加脆弱。”
记者在前往玉溪市新平县者竜乡腰村的途中，注意到山道两旁种满了甘蔗和冰糖橙，时不时会看到冒烟的糖厂烟囱和储藏橙子的库房。据韩联宪和杨晓君回忆，90年代他们第一次到这儿考察时，映入眼帘的还是郁郁葱葱的思茅松林，由于不通公路，队伍只能徒步进去。
“交通便利了，老百姓靠种植经济作物致富了，我们很高兴，但这也给绿孔雀的生存带来了挑战。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划分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来实现栖息地的联通，就算中短期难以完成，也可以做长期的规划，找准长期目标。”韩联宪说。
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云南省林业厅联合省科学技术厅编制了《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和紧急行动计划》，将绿孔雀列为优先保护的重点物种之一。截至2018年，已专项投入绿孔雀拯救保护资金800多万元，实施了种群监测体系建设、栖息地管控、补水点和食源地建设等恢复与改造项目。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腰村绿孔雀栖息地共同管护区内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绿孔雀开屏。资料图片
2.基因被污染，人工圈养纯种绿孔雀数量锐减
因为我国本土的绿孔雀已经濒临灭绝，许多景区为了招揽旅游，引进了大量蓝孔雀进行人工饲养，建起了“孔雀谷”“孔雀园”，而逃逸的蓝孔雀个体很有可能和野外的绿孔雀杂交产出后代。
对此，常年奔走在大山中的杨晓君感同身受：“有次在去西双版纳的高速公路上，我就看到隔离带外有一只蓝孔雀在游荡。而在近几年的野外调查中，我们在个别绿孔雀分布区发现了具有明显蓝孔雀特征的杂交个体。”
与此同时，绿孔雀的人工圈养种群也岌岌可危。
2012年，在完成中国动物园协会下达的“中国动物园行业圈养野生动物普查”项目过程中，北京动物园科研人员崔多英发现200余家会员单位圈养的纯种绿孔雀数量急剧下降，仅在3个饲养机构残存20余只绿孔雀个体，且多为老年个体，或近亲后代，已无法挑起复壮种群的重担。
“由于早期的动物园从业人员缺少动物分类学和野生动物管理学的知识，长期将绿孔雀和蓝孔雀混养，物种间的杂交导致绿孔雀的基因被污染，纯种绿孔雀数量锐减。”崔多英看出，国内动物园圈养的绿孔雀种群正处于崩溃边缘。
绿孔雀的野外种群已非常脆弱，该如何重建人工圈养种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世界自然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闻丞认为有两道底线必须坚持：“绿孔雀数量稀少，野外捕捉风险极大，应当杜绝。此外，绿孔雀1年只产3到5枚卵，自然繁殖率太低，捡蛋的方式也应当排除。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保护区和保护机构救助的受伤个体汇总起来，建立新的人工种群。”
而在鸟类人工繁育和迁地保护方面，北京动物园则有不少成功案例。“90年代北京动物园成功繁育了朱鹮这一几近灭绝的珍稀鸟类；2013年到2015年，我们在江苏盐城和黑龙江林甸野化放归了16只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在野外顺利存活，并成功繁育后代；近10年我们还向外放归了257只鸳鸯，在北京地区建立了稳定的野生鸳鸯种群。”崔多英告诉记者，这些经验都可以应用到绿孔雀的人工繁殖和野化放归上，与就地保护相辅相成。
“我们希望与云南省当地的科研、保护机构合作，北京动物园可以提供人员、技术和设备上的支持，为守护绿孔雀作出贡献。”崔多英说。
3.建立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模式，让保护和发展相统一
超过三分之二的绿孔雀种群生活在保护区外，如何填补保护空缺？这是保护者们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许多濒危物种共同面临的困境。
“绿孔雀活动范围离人较近，如果新建保护区或扩大现有保护区范围，势必会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脱贫工作形成对立。”闻丞指出，这种情况下建立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模式是明智之举。
“山主人丁水主财，花开富贵凤凰来。”一走进新平县嘎洒镇腰村，记者就被到处张贴的年画吸引了眼球，这幅年画的主角是一只在河滩上亭亭玉立的绿孔雀。
这里也是新平县腰村绿孔雀栖息地共同管护区所在地，7名来自当地村子的巡护员每日负责管护区的来往人员登记和区域内的巡视工作。不同于管理严格的自然保护区，这样的社区管护区对村民生产生活的限制并不苛刻，巡护队员们还要轮流忙着家里的农活。
“3月19日，我在杨四座机看到一只雄性绿孔雀；3月30日，我在大本营值班，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好像是在山神岭岗方向，一共听到3声……”这本巡护日志上，写满了巡护员颜思忠“邂逅”绿孔雀的点点滴滴。“我喜欢大自然，喜欢跑山，小时候到河滩边放牛，还能看到很多绿孔雀，现在绿孔雀少了，我们才知道这么珍贵的动物就住在我们家，我感到很自豪，也感到责任很重。”颜思忠说。
社区保护这种形式，得到了队员们的普遍认可：“田里种甘蔗和烟草，只有每年4月和9月两季的收成，现在参加巡护工作，每月还能领到一笔固定的工资，减轻了不少生活上的负担。”
管护区成立一年以来，不仅改变了村民们对生态保护的看法，当地的绿孔雀种群也稳中有升，2018年底红外相机就拍摄到了15只小孔雀正在茁壮成长。据保护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在社会力量资助、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新平县分别在者竜乡、老厂乡、新化乡建立了多处绿孔雀社区保护地，一张绿孔雀的保护网络正在徐徐铺开。
在云南省保山市百花岭，许多村民通过经营‘鸟塘’致富了，即在鸟类栖息地边缘制造适宜鸟类觅食、饮水的人造环境，便于观鸟爱好者拍摄。“从生态保护中尝到了甜头，许多村民自觉转变为爱鸟者”。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生单鹏飞认为，待保护工作日臻完善，其种群恢复数量稳定时，可以在新平、双柏等绿孔雀集中地区适度推广这种经营模式，实现社区保护生态，生态回馈社区的良性循环。
在同一片栖息地中，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中华斑羚、白鹇、黑颈长尾雉、赤麂、猕猴、黄喉貂等十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通过保护好绿孔雀这一‘伞护种’，保护好整个栖息地，也让生活在这里的其他物种得到了庇护。”杨晓君认为，以绿孔雀保护为抓手，有望让元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整体保护。
“在退休前我还有两个心愿，第一个是把绿孔雀保下来，第二个是建立起受威胁鸟类实验室，守护好祖国西南的绿水青山。”杨晓君说。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9日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