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在波兰的集中营里遇害。1946年，汉斯在纽伦堡审判后被判死刑。尼克拉斯把父亲的遗像放在钱包里，时时提醒自己过去的罪恶。医生说，她的阑尾破裂，唯一能救她的只有盘尼西林。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死亡司空见惯。那个人试图藏进一幢废弃的建筑，但还是被纳粹士兵拖了出来，处以绞刑。很多无辜的德国人背负着本应由纳粹政权承担的罪责，却始终对此保持沉默。被成年人刻意隐藏的罪行异常沉重，以至于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孩子们在废墟上嬉戏
在德国“战争儿童”支离破碎却生动清晰的记忆中，有枪炮带来的破坏与恐惧，有生命消逝的悲伤，更让他们痛苦的，是亲人与罪犯两重身份在父辈身上的重叠。有人逃避，有人辩解，也有人直面真相，用自己的方式向今天的孩子们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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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和我儿子一样大的时候，经历了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他们？”这是德国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赫尔维格和作家安妮·瓦克在新书《Kriegskinder》中探讨的问题。
在德国，“Kriegskinder”即“战争儿童”，特指在童年时经历了二战的一代人。赫尔维格拍下44名“战争儿童”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眼中的战争年代和纳粹德国。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生的群体，记忆中大都留有童年的烙印，支离破碎却生动清晰。
如今，他们已垂垂老矣，残存的记忆很快就会消逝。沉默多年后，他们渐渐有勇气打破禁忌，站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谈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看来，他们的回忆也许不够客观，但提供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解读历史的方式。
“我反对死刑，但我的父亲罪不容赦”
“想象一下，大屠杀凶手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这是纪录片《我的纳粹遗产》中的第一句话。
出生于1939年的尼克拉斯·弗兰克，不得不用一生的时间面对这个提问。
尼克拉斯的父亲汉斯曾任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他把这个国家变成了屠宰场，人称“波兰屠夫”。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在波兰的集中营里遇害。汉斯曾夸口：“如果每杀7个犹太人就贴一张海报，那么就算伐尽波兰的森林，也造不出那么多纸！”
尼克拉斯记得童年时跟母亲一起购物的情景。他们驱车穿过贫民区，母亲为自己挑选皮草和围巾。犹太商人们看到这位“皇后”，抢着把最好的皮草卖给她，只求得到后者“宽恕”。
年幼的尼克拉斯穿着黑白相间的昂贵套装，和保姆一起坐在奔驰车后座上。“人们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们。我向一个男孩吐舌头做鬼脸，他转身走开了。”他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赢了，得意地笑着，但保姆悄悄把我拉回座位。”
希特勒与少年士兵
这段混杂着幼稚和残忍的记忆，让如今的他深感不安。
父亲留给尼克拉斯的记忆大多是苦涩的。只有一次，他在城堡的浴缸里洗澡，父亲走进浴室刮胡子，把一点肥皂泡沫抹在他的鼻尖。这是他唯一能回忆起来的父子间的温馨时刻。汉斯与妻子感情不和，也不喜欢尼克拉斯，甚至不相信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尼克拉斯告诉英国《每日邮报》，父亲多次带着他观看纳粹士兵折磨集中营里的囚犯。瘦骨嶙峋的犹太人骑在驴背上，纳粹士兵抽打驴，他们便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再慢慢爬起来，艰难地爬上驴背。尼克拉斯记得，看到这一幕，父亲轻轻笑出了声。
作为“战争儿童”中的特权者，尼克拉斯享受了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他鄙视和厌恶父亲，说他是“卑鄙小人”“希特勒狂热分子”。他十几岁时的画作上，满是被害者的惨状。
“我反对死刑”，他曾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但我的父亲罪不容赦。”
1946年，汉斯在纽伦堡审判后被判死刑。尼克拉斯把父亲的遗像放在钱包里，时时提醒自己过去的罪恶。
他始终无法摆脱有关父亲的记忆，“我一生都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他不时梦见集中营里成堆的尸体：“我的国家永远无法摆脱过去，这段历史还没有结束。”
作为纳粹军人的后代，81岁的蕾妮体验过相似的羞耻感。
因为营养不良，她小时候被送到瑞士的姨妈家。姨父是家具商，家里总是充斥着一股皮革味，客厅里放着漂亮的沙发，上面摆着很多小册子。
趁着姨妈去苏黎世，她偷偷翻看了那些小册子。当意识到上面记载的是关于集中营的内容时，她遭受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打击。有人在街上当众抽她耳光，大喊“你这个可恶的德国佬”。蕾妮痛哭流涕，却无言以对。
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岁的汉尼洛尔记得母亲去世前后的每一个细节。
那天，母亲突然腹痛难忍，等了很久才有邻居把她送进医院。医生说，她的阑尾破裂，唯一能救她的只有盘尼西林。战争时期，普通人在黑市上才能弄到这种珍贵的药物。汉尼洛尔的姑妈想办法买到了药，但已经来不及了。
奄奄一息的母亲被丢在医院的走廊，被腐肉的气味包围着。她说自己口渴，汉尼洛尔急匆匆地跑到商店，设法买柠檬水。柠檬水终于买到了，但母亲离开了。
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死亡司空见惯。许多“战争儿童”在追忆往事时，试图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岁的沃纳说，一天，自己发现大门前有一具尸体。那个人试图藏进一幢废弃的建筑，但还是被纳粹士兵拖了出来，处以绞刑。遗体在沃纳家门口躺了好几天，孩子们毫不畏惧地在一旁玩耍，还把鹅卵石扔进死者嘴里。
遗体被草草掩埋，没过几天，一辆卡车开来，把遗体从路边的土坑里挖出来运走。沃纳和小伙伴好奇地围在一旁观看。那天吃午饭时，他突然想到尸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和暴露在外的骨头，随即想要呕吐。
波兰街头，德军士兵对犹太人进行盘查
1937年出生在多特蒙德的布丽吉特记得，她路过一个池塘，看到一个女人脸朝下漂在水面上，一阵风吹过，她的裙子鼓了起来。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长久地停留在她的脑海中。
轰炸机在天空盘旋、震耳欲聋的炮声、防空洞、成年人的恐惧、死亡、被炸毁的房屋和废墟……拼合成了“战争儿童”们共同的记忆。
4岁生日那天，比布丽吉特小4岁的彼得被母亲带着走上逃亡之路。匆忙中，母亲把他左右脚的鞋穿反了。他们走了整整一天，母亲始终无法静下心来听彼得说一句话。
他们在谷仓中、废弃的工厂里、火车上藏身，有时在无人的田间厨房里熬点汤水，或是匆忙洗个澡，为的是消灭身上的虱子。炮声不时响起，路边经常能看到人和马的尸体。逃亡路上，彼得的很多亲人永远消失了，只有母亲、妹妹和他活了下来。
77岁的沃尔夫·迪特尔记得，苏联军队攻入德国境内时，他们家的玻璃窗被震得粉碎。母亲带着孩子们躲在沙坑里，惊恐地看着陌生的士兵饮酒狂欢，然后挨家挨户搜查。几天后，孩子们的祖母走进隔壁的一所别墅，发现住在那里的一对母女被割断了喉咙。
相比之下，吉塞拉幸运得多。逃难途中，一位好心的老妇人收留了她和祖母。突然，屋子里的猫开始在桌子和椅子上疯狂地蹦跳。老妇人立刻带着她们离开公寓，躲进一个旧矿井。空袭警报响起时，恐慌爆发了，越来越多的人想挤进矿井，却被同伴踩踏致死。
沉默，逃避，还是直面现实？
很多无辜的德国人背负着本应由纳粹政权承担的罪责，却始终对此保持沉默。也有人鼓起勇气直面黑暗的历史，用大声否认的方式寻找内心的平静。
尼克拉斯·弗兰克儿时的朋友霍斯特·冯·瓦赫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信，自己身为纳粹高官的父亲奥托是好人，“他什么都没做”。就像对父亲汉斯的憎恨已经成了尼克拉斯日常生活的主题一样，为父亲辩护成了霍斯特生活的重心。
童年不幸的尼克拉斯很容易把父亲当作恶棍，霍斯特却坚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大体正派”的角色。“身为自由主义者，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在邪恶政府的控制下做些好事，只是无法离开。”他拒绝谴责父亲，渴望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
“我知道整个纳粹政权都是罪恶的，我的父亲是其中一员，但他不像罪人。”霍斯特说，“我的一生都被他主宰。他真有罪吗？”
《Kriegskinder》的作者之一赫尔维格指出，对德国的“战争儿童”来说，要在父母身上寻找凶手的影子，并将这种看法和对他们的爱相协调，是充满矛盾的行为。被成年人刻意隐藏的罪行异常沉重，以至于孩子们几乎无法面对：慈爱的父亲怎么会是个杀人犯？
面对父辈的罪行，有人与父母断绝关系，有人逃避现实。
贝蒂娜·戈林是纳粹德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侄孙女。祖父去世后，她的父亲亨茨被赫尔曼收养，后在二战中成了苏联人的俘虏。1952年回到德国后，他才发现，两个兄弟因为无法忍受战犯家属身份带来的羞辱，自杀身亡。
直到1981年离开人世，亨茨从没在女儿面前谈论过纳粹大屠杀，也从未提及她声名狼藉的堂祖父。为了不再将戈林家族的“纳粹基因”遗传给后代，贝蒂娜和弟弟主动接受了绝育手术。
事实上，贝蒂娜对堂祖父怀有复杂的感情。她既对他的血腥暴行充满憎恶，称他为“怪物”，又承认自己“可能有点喜欢他”。就此，她自己都感到震惊。
在尼克拉斯和人权律师菲利普·桑兹接连不断的“攻势”下，霍斯特·冯·瓦赫特坚持维护父亲的态度出现了细微变化。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完全出自纳粹体系。”他说，“间接地，他对发生的一切罪行负责。”
“间接的？”桑兹穷追不舍。霍斯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眼睛似乎有些湿润。（《青年参考》记者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