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正本清源，回归文脉，其中中国书法的回归是重点之一。余实蹈此，自亲其事，故言之切中，亦已晚矣。王羲之有家学渊源，王氏一族对中国书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王献之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亚于父亲王羲之，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新体草书和外拓笔法是读中国书法的巨大贡献。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梁启超先生在其著名的文章《少年中国说》中提出“少年强则国强”的论述，少年强则中国强，基础还在于童强，关注孩子就是关注家庭的未来，关注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少儿教育一直是每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众多教育机构也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的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得以强化，书法、美术、中医、武术等优秀传统文化正逐步的进入课本、进课堂、进校园，并将纳入学校必修课！
学生练习书法场景
由于时代的发展，曾经传统优秀文化不被重视，面临着与时代割裂的局面，如今从上至下加强回归。正本清源，回归文脉，其中中国书法的回归是重点之一。在古代，儿童的启蒙教育首先是从识字、学书法，经学等传统经典开始。
经学教育是主线，识字和写字是基本内容，我知道古代人用毛笔写字，因此书法教育是重点，首先得写好字。这些蒙学的内容，还暗含着对文字学的隐性要求，因此所使用教材和范本多兼有字、书性质，如《弟子规》《千字文》《急就篇》等。在古代类似这些文化经典，都是书法家必抄写的内容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这些内容的书法作品，是为传统经典，文学性、艺术性的叠加，如隋智永的《千字文》（楷、草书）元代赵孟頫的《五体千字文》等。古代童蒙书法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有满足官方体制对于文书书写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色彩。不过，童蒙书法教育在带有实用性的同时，始终坚持着对美的追求。汉末魏晋以来，书法名家大量涌现，童蒙书法教育也更多地关注书法的艺术性。
隋智永楷、草书《千字文》
书法史上那些著名的书法家几乎自小就对书法产生了兴趣，或者说从小就对书法学习很下功夫，加下来例举二三，看看他们小时候学书法的故事，愿对今天孩子们的书法学习有点鼓励作用吧。
以下是古代书法家、书法有关儿童学习书法的最佳年龄和所学内容的论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小学者，儿童识字之学也。 ——许慎《说文解字》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 孙过庭《书谱》
幼学即仿佳帖，其法从骨髓中来，可令邪魔辟易，不必大加甄别，不必外取去就，尽自有冰鉴。若中岁知书，虽得换骨神丹，必须用力数番，方能埽垢。至若老年进学，百倍加功，难追俗骨。余实蹈此，自亲其事，故言之切中，亦已晚矣。后生勉之，毋为后悔。——赵宦光《寒山帚谈》
（王羲之）七岁能书，年十二，于父旷枕中见卫夫人所传蔡邕笔法，窃而读之，书遂大进。 ——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
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 ——王筠《教童子法》
民间也广泛流传“七精灵，八糊涂”的谚语，认为孩子7岁时（实足6岁）入学启蒙的将来聪明，8岁时入学就糊涂了，再晚入学则可能是“花钱不识字”。 ——张倩如《江苏古代教育生态》
元代赵孟頫的《五体千字文》
王羲之：潜心苦学，痴到啖墨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被被誉为“书圣”，东晋人士，他的行书《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有家学渊源，王氏一族对中国书法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羲之五六岁时即拜卫夫人为师学习书法，由于师法得当而又用功，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夸奖。王羲之在12岁的时候，偷偷的看了父亲藏在枕头里的有关书法笔法的书《笔说》，于是按照《笔说》所讲加紧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进步非常大，连自己的老师看后大吃一惊，对王策说：“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还说：“此子必蔽吾名！”意思是说，羲之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超过我。
但王羲之并没有因此自喜，反倒更加刻苦了，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一次王羲之一边专心致志地读帖、练字一边吃饭，吃午饭，竟然把墨汁当成的爱吃的蒜泥，蘸着馒头吃起来，弄得满嘴乌黑，王羲之练习书法用功程度达到忘我的境界。也正是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王羲之偷看父亲用笔法有文献记载的，原文如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
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
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
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
曰：“待尔成人，吾授也。”
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
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
王羲之《二谢帖》
历史上王氏家族文豪门贵族，自然注重家学，王氏一门曾出现众多书法家，王荟、王羲之、王珣、王徵之、王献之等，他们的作品是构成晋代书法史重要组成部分。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自晋已绛，“二王”书风是中国书法传承的主线，直至清代开始崇尚碑学，中国书法才出现了帖学、碑学和碑帖融合的道路。但 “二王”体系仍然是书法帖学主脉。
摹写能得外形，不能得气质精神。王献之，是王羲之七子，在家学和父亲的影响下，也是自幼习书。并且王献之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亚于父亲王羲之，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新体草书和外拓笔法是读中国书法的巨大贡献。
王献之的书法成就除了父亲的教导还有自己的努力。学书路上也曾有少年的轻狂，大概在十几岁时书法已有点成绩，有些飘飘然，便到处题字题诗，父亲感这不是好事，想告诫他一下，因此流传有王羲之之题壁诫子的故事。某一天，王羲之奉诏外出公干，临行前喝了壮行酒，书兴致大发，于是在墙壁上题写诫子诗一首，目的很明确，希望自己走后孩子踏踏实实练习书法。谁成想，王献之见到这幅训诫自己的壁书，不以为然反而想反戈一击驳倒父亲。经过数次临摹，觉得和父亲的字相差无几了，就把原字擦掉，重新补写上，心想能够以假乱真了。
王献之《思恋帖》
要知道就以王献之的水平模仿父亲的字外形上乱真应该没问题，气质与精神是哪个就不好说了。数日后，王羲之办事完毕回家，看到自己的书法，总感觉哪里不对，不由叹气说：“我书写时真是喝高了，这字有问题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献之心里已明白与父亲的差距。说明自己的书艺还不到家呀，从此倍加刻苦训练，终成一代大家，与父亲并驾齐驱，“二王”之美誉永远刻在书法史上乃至中国文化史上。
因此，“书圣”“书仙”（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曾说“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 有人把“书仙”盛名冠以颜真卿）的盛名不是白来的，古代书法家学习书法的历程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