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由其衣冠服饰、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等所表现出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展现了华夏礼乐文化是其民族的血脉。其中，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而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则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与统一国家相匹配的全中国的“国族”。
【依托学科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其称雄的历史舞台就在黄河流域。在这里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前（即前仰韶时代）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北首岭下层文化）、甘肃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分布在黄河流域；距今7000—5000年前的史前中国最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展起来的。这些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的演进，其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使得它们成为迈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紧接而来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史称“万邦”时代。万邦时代也是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格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20多座当时的城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在这一格局中，黄河流域还出现了颛顼、尧、舜、禹等为首的著名邦国和族邦联盟，形成了万邦中的政治中心。之后，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国都几乎也都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成为每个时代的最高文明。这就决定了黄河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前，属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主导性文化；而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
南宋马远绘《水图卷·黄河逆流》 资料图片
从“根”上讲，我们还可以把近代之前的中国历史道路的演变轨迹概括为五大阶段：（1）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2）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3）早期国家的邦国形态—（4）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5）秦汉至明清的帝制国家形态。伴随着这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了：由五帝时代与邦国（族邦国家）相联系的部族，发展为夏商周以来与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相联系的华夏民族，再发展为秦汉以来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汉民族及其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民族与国家在它们诞生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每每表现为她所在国家的灿烂辉煌。延绵不断的悠久的中国历史表明，民族类型是由其国家形态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类型。
国家是民族的外在框架，是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从民族形成视角看，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特点是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姬姓、姜姓、子姓、祁姓、姚姓、嬴姓等姓族。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夏商周复合制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复合制结构使它容纳了许多不同的部族，因而华夏民族自诞生伊始就属于文化民族。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发展经历了由夏商时期的“自在民族”发展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觉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民族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就属于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华夏民族由其衣冠服饰、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等所表现出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展现了华夏礼乐文化是其民族的血脉。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因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的，存在两个层面上的民族：第一类是汉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第二类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其中，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而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则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与统一国家相匹配的全中国的“国族”。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正在形成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敌的入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就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
中华民族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是以其国都的所在地黄河流域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之根。
黄河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鉴中，我们抓住了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黄河文化，也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根本；黄河文化的演变轨迹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运行逻辑。由黄河和长江两大母亲河所培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恢宏的气度胸怀与精神品格，是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气神。
把黄河文化提高到中华民族之根的高度来认识，重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而在新时代，对于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走学科化和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条康庄大道。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十几年前提出了“黄河学”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高明而有远见卓识的。
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体。不变是指有些学科是超越时代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属于基础性的。变是指有些学科有其时代特殊性，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样，时代不同，学科的特色不同，新生学科的诞生，每每都是新时代的产物。黄河学就是应时代的需求而提出的。黄河学不但包含了黄河文化及其相关的人文、经济、社会等学科，也包括生态、地理、水利等自然学科，是一个跨多领域的综合学科。从黄河文化到黄河学是质的提升，它凸显了黄河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般而言，以往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科研，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成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无法将不同成果、跨学科的不同领域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但是，走学科化的道路，让文化研究真正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可以克服以往科研的这些弊端，使得学问与学科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也使得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个人的研究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呈现出广阔的英雄用武之地。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8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