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这是蒋公在抗战时期——而不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对胡适先生的评价。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称，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把这样一个汉奸称之为为“烈士”，真不愧是同好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其博士论文竟然是《中国哲学史大纲》！更了不得的是，胡适先生竟然据此混上了“北大教授”的头衔！
首先声明，我并不讨厌胡适先生，反而尊敬胡适先生做出的贡献，我也不是为了黑他，只是罗列出一些史料记载供大家参考，一切讨论都是建立在友善的基础上的，不然就只是无畏的争论，欢迎大家交流
讨厌胡适的人有一个—— 蒋公介石。至于说为什么，听听蒋公的内心独白吧（以下主要内容转引自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陈红民摘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1941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1942年10月13日（胡适被免去大使职务后）：“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请注意，这是蒋公在抗战时期——而不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对胡适先生的评价。
那么，胡先生为什么“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呢？窃以为，对于胡先生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文人而言，武力对抗实在是野蛮人的行径！
因而，“九一八”之后，全民掀起抗战热潮，胡先生却怒斥道：“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年谱》第211页），1933年6月4日，面对日军咄咄逼人气焰，胡先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声称“抵抗就会使华北‘糜烂’”！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称，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因此，当其好友汪精卫死后，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才会哀叹：“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全集》第33卷第546页）把这样一个汉奸称之为为“烈士”，真不愧是同好啊！
小编这里再补充一点小资料：胡适据说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然而，很多网友所不知道的是，胡大师这些头衔绝大多数都是赠送的名誉博士，更不知道的是，胡博士回国之初却是一个“假博士”！1910年，胡大师赴美进入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专业，读了2年的结果却是“错误百出，成绩甚差”（易竹贤《胡适传》），只好于1912年春天改读文学，1914年6月毕业，相当于读了两年半的文学。尔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改读哲学，也只读了不到2年时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其博士论文竟然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跟杜威学中国哲学？杜威知道个毛中国哲学啊？更令人无语的是，胡适同学毕业考试的成绩竟然是“结果是很不理想”——仅仅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而已。然而，胡适先生却是大言不惭，归国后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封面上赫然印上“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更了不得的是，胡适先生竟然据此混上了“北大教授”的头衔！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凭什么能够成为”北大教授“？没有这个伪造的博士头衔，可能吗？（详见唐德刚《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易竹贤《胡适传》）
1941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1958年5月10日：“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
1958年5月30日：“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匪之对我也。可耻！”
1959年11月20日：“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1959年12月19日：近闻胡适受（蒋）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
1960年10月13日：“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彼尚不知其已为他人所鄙弃，而仍以‘民主’、‘自由’来号召，反对革命，破坏反共基地也。”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不治去世，蒋介石公开撰写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并明令颁发褒扬状）：“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1962年3月2日：“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1962年3月3日：“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这样评价胡适：“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