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盐业与铁业的官营，是背离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桑弘羊则认为盐业与铁业的官营，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民亦无害，应该坚持下来。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经之路。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必须，是不能有任何放松的。一切都是以最高的效率而实现的生产与消费。联想到这个所谓野三坡论坛认为所谓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挡住了他们要推行资本主义的路。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懋仁教授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近来，网上流传一个周姓教授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见【相关阅读】），内容说的是计划经济是崇拜权力的力量，还说大数据帮不了计划经济的忙。因为不知道这个野三坡经济论坛是个什么东西，就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说，这是2017年在河北涞水野三坡举办的经济论坛，一帮中国经济学界的大佬们如吴敬琏等都参加了。我大致看了一下，论坛说，明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会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现在改革似乎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他们就主要讨论如何消除这个阻力的问题。
看来，这个论坛有点问题。不过，这里不讨论讲坛本身的问题，还是回到这个周教授所提出的关于全面指责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问题。在这里，我先把我看了这篇演讲后的最初印象说一下。最直接的感觉，这就是用后四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的典型观点。
前三十年，中国主要就是实行的计划经济。无论计划经济后来存在着怎样的缺陷和不足，然而，在前三十年，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打下来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周姓教授在他的演讲中，对计划经济不止是一种本质上的否定，而且是带有一种恶毒的诬蔑。他不仅认为所谓计划经济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把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官营经济都归结到计划经济的范畴。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封建社会的官营经济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官营经济是专门打压个人与民营经济的，所以计划经济也是打压个人与民营经济的。
周姓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故意混淆是非。计划经济跟中国古代的官营工商业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正如现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国营企业，你也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更不能说它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与社会主义无关，与计划经济同样无关。周教授在这里在搅浑水，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营经济硬说成是计划经济，这种丝毫不沾边的谎言看起来就是为了更为恶意地攻击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
周教授的这个观点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实中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官营工商业，一般都是在封建王朝在财政上出现窘困时所采取的经济手段。虽然看上去不好看，听起来不好听，但却能起到出奇的效果。最典型的就是汉代《盐铁论》所展示出来儒家与法家在官营工商业上的争论。儒家认为，盐业与铁业的官营，是背离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桑弘羊则认为盐业与铁业的官营，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民亦无害，应该坚持下来。这样看来，儒家反对官营工商业，就为了维护儒家的那种空洞的理想观念，而桑弘羊的观点则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是有着实际利益的。在这里，与周教授所说的对权力的崇拜没有任何关系。
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如果不依靠计划经济，不依靠国家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恐怕一百年也搞不起来。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国防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就是一个弱国，就永远要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与凌辱。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固然需要讨论，但贫弱则永远抬不起头来则是不破的真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当时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
计划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当时主要就是指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计划经济，可以调动国家现有的资源，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化。哪怕经济的其他领域可能会发展得慢一点，而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可能放慢的。这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必须，是不能有任何放松的。这位周教授根本不考虑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形势，不考虑国家未来发展所需要建立的坚强基础，侈谈什么计划经济是对个人与企业的压制，完全是出于个人想象的臆想。
在实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不少的私营企业，或者说民营经济。这样的民营经济规模小，资金薄弱。想依靠这样的民营经济来打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完全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民营经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主义经济面前，也完全没有任何抗衡的力量，没有任何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更谈不上能够逐渐强大的可能。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下，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发展中国，来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时的计划经济，存在着它自身的或者先天的弊端。计划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计划的实时性也会被相当的滞后程度所影响。而这样的缺陷在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初步建设起来之后，需要在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综合平衡的发展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使我们要从过去那种带有不可避免僵化缺陷的计划经济中走出来，而走上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在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更高程度上的一种选择。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坏的经济体制，而是在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我们还达不到运用更高水平的计划经济的能力。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向更高水平计划经济的一种过渡。或者说，最初，我们选择的是一种低水平的计划经济，但这种计划经济完成了其使命之后，就需要向一种可控可调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而当这种可控可调的市场经济在走过一段历程之后，使我们的生产力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我们就应该考虑采用一种更高水平的计划经济体制。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必须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这就有如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从市场经济走到更高水平的计划经济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必然王国。而这个必然王国是不可能永恒存在的，它必然要走向一个自由王国。而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具有盲目性，不再需要盲目生产，即不再进行没有计划的无限扩张的生产，从而导致大量的生产过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结果。在自由王国里，生产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要，从而来制定生产计划来进行的。在自由王国的生产中，没有多余的原料，没有多余的生产设备，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多余的产品。一切都是以最高的效率而实现的生产与消费。这就是更高水平的计划经济。这里哪有什么对权力的崇拜。周姓教授的观点除了让人看到他在理论上的空虚，以及他所论观点的凭空想象之外，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
说到底，周姓教授对计划经济的攻击和诬蔑，就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攻击和诬蔑，是用所谓后四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在这篇周教授的讲话中，表面上是在否定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在否定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周教授否定前三十年，不仅仅只是在否定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是否定实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才是他否定计划经济的要害。联想到这个所谓野三坡论坛认为所谓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挡住了他们要推行资本主义的路。这个狼子野心，人们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