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了它例如威廉·配第认为剩余价值只存在两种形态：地租和利息；洛克认为利息（剩余价值）是一种政治发明，产生于所有权；休谟把地租。
“剩余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了它。例如威廉·配第认为剩余价值只存在两种形态：地租和利息；洛克认为利息（剩余价值）是一种政治发明，产生于所有权；休谟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根本形态；重农主义者说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亚当·斯密超越重农主义的理论，在他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态。
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虽然触及了剩余价值，但就如中世纪的化学家曾研究过氧化现象，却把它误解为“燃素”一样，他们都不明白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拉瓦锡用氧代替了“燃素”，马克思也用“剩余价值”代替了前人各种模糊不清的理论。
我们介绍剩余价值，力求通俗、简练，因而省略掉一些繁琐的经济学证明过程。
马克思与《资本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之上。任何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商品体的有用性抽掉，那么它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劳动产品凝结了人们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商品之间的交换以此为依据。
因为一个商品耗费多少劳动量，这本身是难以衡量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时间来使它量化。时间是劳动量的标杆，通过劳动时间，我们才能够对比各种商品体中各自含有多少劳动量。也只有通过时间，我们才能进行生产规划，决定是想耗费更多时间去生产那些价值多的产品，还是节省时间去生产价值较低的产品。
但是，我们在对比两个商品的价值时，不能单单看它们生产的时长。而是要看在先今的生产力水平下，依据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来生产商品，所至少要耗费的时间，这个时间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国富论》里，假定一个熟练的渔夫在基本的作业条件下，捕捉一只海狸，至少需要一天；而一个熟练的猎人也在基本的作业条件下，捕捉一头鹿，至少需要半天，那么就说海狸的价值是鹿的两倍。
什么是剩余价值？任何商品都包含着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间进行交换的依据。在交换时以货币来作为中介，所以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即用商品换到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同样价值的另一种商品。这是普通人的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叫“为买而卖”。
但是我们在做生意时，却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先用本钱去买进某样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也就是“为卖而买”，公式写为G—W—G。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在乎买进的W价值是否超过原来卖出的W价值。例如我们卖掉一堆棉花，换取100英镑货币，然后再用这100英镑去买一件衣服。我们并不在乎这件衣服的价值是否超过100英镑，只要它足值、跟我们卖出的棉花等价，我们就会感到心安理得。
但是在为“为卖而买”里，我们却不能接受花100镑买进棉花，然后再以100镑的价格把它卖掉，不能接受G—W—G这个公式，不然这生意就仅仅是回本，没法一直做下去。我们总是索要一个增值的差额，要求最终卖出去的价格高于100镑，以便我们能够赚到利润。所以公式变为G—W—G’，G’跟G之间有一个增值额∆G。
马克思说：“我把这个增值额或超出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利息等都是它的特殊形式。
地租、利润等代表了价值增值的部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亚当·斯密误以为它们是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认为谁占有资本，谁就有权支配利润，仿佛利润（剩余价值）是来自于资本而非劳动。其实利润不是一种权利，而是无酬劳动的成果。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剩余价值、利润是怎么产生的。
亚当·斯密：“来自运用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
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花100镑买进棉花，然后再以110镑把它转卖掉，能够多得10镑的增值额呢？重商主义者认为这是我贱买贵卖的结果，我骗了某个傻子的10英镑。可是这完全是偶然的，我的顾客不可能全都是傻子，这样我也就不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每天都产生增值额。而且，我自己在这个场合是卖家，在另一个场合又是买家，我自己也会成为贱买贵卖的受害者。
因此，我从顾客那里骗到的钱也会在另一个场合付给了房东或供应商，这样的话，做生意怎么可能会赚到钱呢？难道所有企业家都是最擅长骗术的骗子吗？——显然，剩余价值不是从偶然的贱买贵卖中产生，商人并不具有贵卖的特权。在买者方面也是同样道理，剩余价值依然以公平的等价交换为前提。
可是，如果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公式就是G—W—G了，谁又会去做这种只能回本的生意呢？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是等价物交换，那么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G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有些人选择跳出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去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例如，我买进100镑棉花，然后我退出了流通，对这100镑棉花进行加工，或者运往其他地方，给它注入新的劳动量，之后我再重新回到流通里，以110镑的价格卖掉，就产生了10镑的增值。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场合下，原先100镑棉花的价值其实并没有变，多出来的部分只是我自己新的劳动成果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工人，我的商品没有自行增值。我没有靠商品赚钱，依然是靠劳动获得收入。如果我是老板，我从原料厂买进原料，然后雇佣10名工人来进行加工，除非我克扣了工人的工资，否则我一分钱也赚不到——这种生意也没人愿意做。
为此，我们必须抛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辩证的承认亦此亦彼——∆G“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劳动力——一种特殊的商品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它们的使用过程就是贬值的过程。因为商品在使用时会消耗自己，使它变得陈旧、磨损，价值低于全新的时候。但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使用的过程中，会给占有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价值，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力的活动。企业家、资本家、老板等——一切雇主，通过工时的形式，用工资来雇佣到劳动力，令其做工，并占有劳动成果。劳动力在工作的过程中，能为雇主生产新价值，它的使用过程就是增值过程。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如果没有劳动的参与，再怎么倒卖货物也赚不了钱，增不了值。
那么雇主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工资标准呢？首先他要根据劳动力的价值来定价，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一个劳动者能够生存、不至于饿死且繁育后代的基本条件，表现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在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它体现的就是劳动力的基本价值，工资都是参照它来规定的。
以价值为基础，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还要受到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高学历、高技能的人较少，可替代性弱，竞争小的职位，工资就高出价值很多；普通学历、常人可胜任，可替代性强，竞争大的职位，工资就只能在最低工资的上方轻微浮动。
每个人在求职时，也会充分考虑最低工资标准和自己的能力（竞争力）。作为一名雇主，他为每个职位开出来的薪水，肯定要考虑劳动力的价值并参照市场价格，所以大体上是能够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时，是按市场价予于出卖，因此是等价交换，就像100英镑换棉花一样。如果双方的一方进行欺诈，那么合同随时都会解除，雇主招不到人，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所以，雇佣劳动中的交换是等价交换。
但是，在劳动力卖出去之后，雇主怎么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都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他使用劳动力创造出了多少新价值，与劳动者不再有太大关系，因为他已经用工资把劳动力买下来了。就如用100镑买下棉花后，卖出去多少钱，跟原来的卖主无关。但是，劳动力与棉花不同，劳动力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增值。
假如，劳动力只要每天工作4小时，就能够创造出与工资相当的价值。那么雇主肯定要规定劳动者每天劳动≥4小时，不然他雇佣劳动就没有意义。如果劳动者每天工作所创造的价值都等于自己的工资，那么雇主永远也赚不到钱，没有人愿意开公司，也就不会有大量的税收。所以，法律一定要认可、默认雇佣劳动每天最低工作的时间要超过必要劳动的时间，并默认雇主拥有适当延长工作日的权力。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剩余价值就是超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假定必要劳动为4小时，工作日为8小时，那么剩余劳动就是4小时，剥削率为100%。雇主每雇佣一个劳动力，可以获得每天4小时的剩余价值。延长工作日，安排加班，剩余劳动就随之而增多。
通过加班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剩余价值。如果不加班，而是加大工作强度、改良办公环境，把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那么生产出来的额外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雇主的利益表现为：
一、延长工作日；
二、提高生产率；
三、加大工作强度，或提供熟练度；
四、扩大生产规模以便招募更多的劳动力。
这样才能推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而在所有的手段里，延长工作日、要求加班是最容易的办法，连小公司都能够胜任。
在工资制度的掩盖下，雇主总是要通过各种借口、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来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使它尽量超出必要劳动之外，996就是一种绝佳的选择。雇主的贪婪表现为对加班的渴望，每一次迟到、早退都是对他们利益的最大冒犯，每一次加班则是基本的义务。如果放的假不通过调休来补足，那么雇主就会感觉亏损巨大。如果劳动者拒绝加班，那么只能考虑把他换掉，否则赚不到钱。
关于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历史详见《资本论》第一卷，我们不再赘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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