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公叔既死，时值孝公下求贤令，鞅乃遂西入秦，说孝公以帝道，不见用，次说以王道，亦不见用，乃说之以霸道，王语数日不厌。乃拜鞅为左庶长，行变法之策。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夫贤一人，而天下贤人至，乃可以兴一国；夫失一人，而天下才人去，乃至于可以亡一国。岂有不慎耶！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时值孝公下求贤令，鞅乃遂西入秦，说孝公以帝道，不见用，次说以王道，亦不见用，乃说之以霸道，王语数日不厌。乃拜鞅为左庶长，行变法之策。鞅言：“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乃缘木立信，以明不欺。令行之初，秦民言法之不便者以千数，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而后，秦人皆趋令，莫有不从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鞅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其令。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鞅乃作法自毙尔，后为秦兵擒杀之，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遂灭商君之家。
首先，魏惠王继承了文侯武侯奠定的强大魏国，在文侯武侯时期，天下人才皆趋魏国，以其能人尽其才，魏国乃霸天下百年之久，及其惠王时期，人才流失严重，其不听公叔之言，致使商鞅一人不能见用，乃失去图霸中原的资本，庞涓既灭，魏国亦弱，而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变得强大起来，魏国一直处于弱势挨打的位置，最后逐渐走到了灭亡的地步，由此可见，人才的重要性，在战国时期，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得一人而兴邦，失一人而亡国。用人者岂有不知耶！
其次，商鞅变法，为日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此功在百年之利。商鞅在变法之初，就施法于太子，乃是自取灭亡之策，为自己走向灭亡埋下了伏笔。但是其不畏强权而推行变法之策，却又值得尊敬。古之变法者鲜有善终者，皆以自己之鲜血来成就其法，商鞅死得其所，然其罪不当死。
再次，秦灭天下之后，二世而亡，天下苦秦法久矣，其实在孝公变法的时候已经为秦国之灭埋下隐患。商君说孝公以帝道、王道，此乃长治久安之策，公不能用，必求速效，乃用霸道，因此其兴也速，其亡也忽。因为我辈从事，不可急于求成，而应该稳扎稳打，逐步求成。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因此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其实从变法的角度来看，每次变法都是会面临阵痛的，并且变法者没有几个得到了善终，包括吴起也是因为变法而亡，但是因为有了这些为了理想可以不惜生命的先驱，才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
注：部分内容引自《史记》、《战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