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讲了一个故事，华为有一个俄罗斯籍的科学家，非常不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整天就在琢磨自己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科学家每天都在干什么。结果几年后，有一天这个科学家说，他把2G到3G的技术突破了，就这样，这个科学家的突破让华为领先了世界。任正非这个俄罗斯的科学家可能也只能生存在华为，如果在别的公司，早就被干掉了。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讲了一个故事，华为有一个俄罗斯籍的科学家，非常不善于与人沟通和交流，整天就在琢磨自己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科学家每天都在干什么。结果几年后，有一天这个科学家说，他把2G到3G的技术突破了，就这样，这个科学家的突破让华为领先了世界。
任正非
这个俄罗斯的科学家可能也只能生存在华为，如果在别的公司，早就被干掉了。N多年不知道在干什么，而且情商也低，不善与人交流，“没有“干事还不会说，连拍马屁也不会，在你的公司能生存吗？大概率是不能的。
华为的制度为什么能够让这个科学家活下来并做出巨大的成就呢？是因为华为有钱，养得起人吗？估计很多人都会用钱、用公司大来解释这个问题。钱只是表面而且也只是结果，并不是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华为管理制度的人性假设。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X理论”等等，最广为人知的，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公司再去制定制度，激发人的活力，达到组织和个人的共同目标。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其实，在这些假设理论的底层，还有一层假设，才是最根本的假设，那就是人性善恶的假设。假设人性善，制度就会偏向激励，从而激发人的善性并给予人信任，假设人性恶，建立的制度就会偏向预防人性恶行的发生，并且在制度的运行当中不会信任被约束的对象。
正因为华为制度的假设是人性善，所以即使不知道这位科学家在干什么，也没有过多的干预，因为有善的假设，员工肯定不会干坏事，所以才有了这位科学家的生存空间，也才有了后来华为2G到3G的突破。
孙大午是河北省知名企业家，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建立了一家大午医院，医院免费为病人提供发烧感冒等头疼脑热的基本药物，而且放在外面自取。一开始药一放进去就被人取光了一放进去就被人拿完了，于是管理人员提醒孙大午，这不是个办法，取药的人太坏了，家里没病人也拿回去备着，干脆还是取消了吧。孙大午说，继续放，他们取走药，只是担心以后箱子里没药，所以家里备着点，如果每次来都发现这里有药，随时要随时有，他们就不会拿完了，老百姓不是坏人。果然，几个月后，箱子里的药再没有被掏空过，病人家属都是按需取药了。
大午医院
这个故事是一个伟大的人性试验，孙大午用几个月的药钱告诉我们，人性本是善的，好的制度设计能够激发人的善性和善行，只有大多数人都激发出了善性和善行，组织才有可能发展在良性的轨道上。
相反，很多企业制度的假设前提是人性恶，于是各种控制和监督措施也就顺理成章地出台了。有的公司为了监督员工出外勤，要求员工到了地方之后，微信视频或是拍个现场照片发回验证。表面看，这个监督措施很有效果，但是，这种监督也破坏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知道自己不被信任后，员工的工作激情究竟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这种基于人性恶假设前提下制定的监督措施是得不偿失的。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善恶之争
人性善恶之争古来就有而且没有答案，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到如今也没个答案。但重要的不是答案，重要的是制度的设计究竟要在哪种假设之上。
人性其实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会展现出不同的人性。而制度就是最重要的环境。制度与人性之间，有一种有趣的正反馈机制，你假设了人性善，去制定各种制度，最后得到的就是人性善，你假设人性恶去制定制度，得到的一定是人性恶。
制度管理的对象并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人的情绪和状态，只有善的制度才能让员工处于良好的情绪状态之中，从而发挥出创造力和效率。而恶的制度，虽然管住了人的行为，表面上很听话，但实际上情绪低落，效率低下，一群垂头丧气的家伙能干出什么大事那就奇怪了。
邓小平
邓公也说过，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