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不久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在微博曝光并引发热议。钱柜迅速以上海为根据地，铺满了中国大陆各大城市。这一条例的颁布，给原本野蛮生长的中国KTV市场踩了一脚急刹车。近年来，关于中老年人占领KTV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于是，当忙于朋友聚会、商业洽谈、谈情说爱的中年人和少年人不再把KTV作为首选场所后，老年人
“唱k”，曾是一代中国人的浪漫。/ 电影《钢的琴》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当你看到KTV三个字母排列组合在一起时，忍不住陷入对一些往事的回忆。直到更年轻的孩子推了推失神的你，问道：“KTV是什么？”你才想起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呼朋引伴，坐进去点一首歌了。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文/曹徙南
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里，对一些生活事物的初次体验，最后常常能成为标记一个时代的节点。
比如第一次套上喇叭裤，第一次在服装店发现太阳眼镜，第一次品尝可乐的味道，第一次站在城市里唯一的肯德基麦当劳店面前犹豫不定，第一次坐在网吧登录网络游戏，再比如，第一次坐进KTV柔软的沙发，一边点一支喜欢的歌，一边接过了麦克风。
含蓄的普通中国人历来羞于在大庭广众下引吭高歌，于是，能够提供一个歌唱空间的KTV墙外开花墙内香——中国人似乎比发明它的日本人更喜欢在昏暗的包房里一展歌喉。
可是或许谁都说不清楚，曾经开遍大街小巷的KTV，又是在何时淡出国人的生活的。
你有多久没去过ktv了？
2018年11月5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不久前发布的一份《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在微博曝光并引发热议。公告要求各VOD（视频点播）厂商和KTV经营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经典曲目，其中包括多首只要上KTV就少不了要吼两嗓子的热门金曲，陈奕迅的《十年》《K歌之王》《明年今日》、张惠妹的《听海》、邓紫棋的《泡沫》、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等。
而一句“未经我会书面通知请勿重新使用”也意味着，我们下一次当上“K歌之王”，可能真的需要等到“十年”以后了。对于这批因版权纠纷导致的下架潮，有高赞留言称“看来以后去KTV只能清唱了”。
实际上，等不到各位小主临幸，对于早已门厅凋敝的中国KTV行业而言，这次下架潮只不过是白茫茫大雪上又覆了一层薄霜罢了。
去演唱会音乐节的人越来越多，网络上走红歌曲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是走进KTV的人却越来越少。/ upsplash
01
人民需要卡拉OK
KTV最早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日本，卡拉在日语里是空洞、虚无的意思，OK指的是无人伴奏的乐队。Karaoke最初形态只是供专业乐手在没有条件带伴奏乐队的巡回演出中使用的伴奏磁带。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战后资本主义狂飙猛进的时代，膨胀的物欲和沉闷的社会使得西方的嬉皮士生活迅速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当摇滚乐遇上Karaoke，日本的青年嬉皮士通过在乐厅跟着伴奏嘶吼的方式传达生存的困惑和与传统的分道扬镳。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一个叫周英的小贩在街头摆摊卖光盘，在完成了第一轮资本原始积累后他开了一家光盘专卖店。由于单纯售卖光盘难以让顾客对货品有直观的感受，周英还在自己店里设置了一个简易包厢供免费试听、试唱，方便客人360度环绕灌顶加持，讴歌生活。没想到光盘没卖出去多少，来试唱的客人反而越来越多。周老板干脆转型，做起了“卖唱”生意。这是中国第一家KTV，它后来的名字叫钱柜。
早期的卡拉ok伴唱机。/ 维基
短短几年，钱柜在台湾成为拥有数十家分店的连锁量贩式KTV。而彼时的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歌舞厅重新如野草般从时代的罅隙里探出头来，偶而有一两个温软的音符从歌厅未关紧的门缝里泄出来，就可以把听厌了蒋大为和毛阿敏的小年轻熏得如痴如醉。
王朔曾在《我看大众文化》中写到自己第一次听邓丽君歌曲时的感受：“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伴着细雨般落下的“靡靡之音”，这帮年轻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新时代去了，脚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摇晃晃的人间。
1994年，钱柜游过台湾海峡，选择上海作为它的登陆点。当了近百年的烟柳繁华地，上海对于新鲜事物总是乐此不疲。钱柜迅速以上海为根据地，铺满了中国大陆各大城市。
一时间，各种顶着金柜、银柜的本土山寨KTV也竞相出现，KTV取代歌厅、舞厅、迪厅，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说那时候在钱柜的北京朝外店，运气好的时候能在VIP包厢碰上赵薇、王菲这种级别的明星，免费供应的冷热饮品就多达32种。
KTV一定生长在城市，台北和香港都曾作为卡拉ok传入内地的跳板。/ Banglu Cheng
KTV作为一种世纪之交的文化景观，其背后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声张。人们从宏大肃穆的意识形态中悄然退场，遁入幽暗喧闹的KTV包厢。
在这里，他们不再需要为宏大主题歌唱，而是为自己歌唱，为破碎的爱情、珍视的友谊、新世纪时时刻刻的不知如何是好歌唱。KTV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构成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公共领域，灯红酒绿的掩映下，一个个体化的市民社会在其中滋长。
02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2014年，钱柜上海复兴公园店宣布停止营业，韩寒在微博上怀念时光一去不复回：
“朋友说复兴公园的钱柜KTV关门了，我愣了几秒钟。当年在陕西南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店买完书，拿起最潮的诺基亚约上几个朋友去钱柜唱歌，临走时对喜欢的姑娘说：发短信给我，还有，我用msn。知道一切终会变迁，没想到这么快与决绝。无论是冰冷的介质还是滚烫的情谊，回想起来，甚至都不记得哪一刻是最后的告别。”
卡拉ok也曾是香港人生活中的重要一环，而如今，唱k文化在香港已近消亡。/ 电影《志明与春娇》
八九十年代生人都知道，网吧、KTV、酒吧在父母眼里就是洪水猛兽。那些口耳相传的，或香艳或热血的都市传说，更让这些场所带上了不可言说的神秘色彩。去KTV唱歌，俨然成为年轻人对父辈的谋逆，他们通过这种“自甘堕落”的叛逆形象宣布自己中国历史上的登场。
但如同日本的嬉皮青年终究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穿上黑西装提上公文包，面无表情地为自己在东京的地下铁里挤出一个容身之处，作为亚文化空间存在的KTV也难以逃脱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挤压和收编。
2006年，新颁布实施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且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这一条例的颁布，给原本野蛮生长的中国KTV市场踩了一脚急刹车。而不断上涨的租金和歌曲版权费支出、走高的人员薪资福利成本、不低的设施保养费用、曾经团购大战对价格的压制均使得KTV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更严重的问题出在客源上，随着消费主义的膨胀，娱乐方式日新月异，而个体意识的成长，也让年轻人更喜欢独自玩耍。消费主力军厌倦了KTV这种略显老土的娱乐方式。
2014年，深圳一广场上的露天卡啦OK，两位女青年在唱歌。/ 视觉中国
根据2016年，有媒体对青年群体“为什么不爱去KTV”的调查，得票最高的选项是“KTV 给人的社交压力太大了，只有会唱才有存在感，而不会唱的人会觉得索然无味”。
在物质繁盛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再需要躲进昏暗吵闹的KTV去排遣无处安放的青春，互联网提供给他们随时在赛博空间相聚的机会。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勾连显然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累赘。
相比于在喧闹的公共空间讨论距离遥远的公共议题，他们更愿意全面退守回个人层面自说自话。
唱歌哪有手机好玩。/ Josh Felise
03
中国人还能去哪儿歌唱？
近年来，关于中老年人占领KTV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被时代抛下的KTV遇上了同样被远远抛下的中老年人。这些在激荡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人，迎面撞上了市场化浪潮，等到终于有时间享受退休生活了，才发现时代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位置。
于是，当忙于朋友聚会、商业洽谈、谈情说爱的中年人和少年人不再把KTV作为首选场所后，老年人成群结队地走进了冬暖夏凉的包房，在KTV一首首经典老歌里，他们才能勉强辨认那已经模糊不清的青春。
2017年，在银川市金凤区凤凰公园，一位大妈正在对着挂在树上的电子屏幕纵情歌唱，公园俨然成了大妈和大叔们的KTV。K歌所需要的音响、麦克风以及专门用来播放音乐的电子屏幕等设备一应俱全。/ 视觉中国
但是只靠“一元场K”的营销和风力强劲的空调，招揽来再多消费能力偏低的中老年人都无济于事。那些大大小小设备老化、吊灯蒙尘的KTV，不知道还会不会想起几年前那句傲慢的“严禁自带酒水”？
当然，KTV正试图通过寻求互联网技术的介入来重新争夺年轻人的娱乐时间。一排排迷你KTV出现在电影院和购物商场的门口，等待电影开场和逛街休息的间隙，收割年轻人最后一点碎片化的时间。歌唱已然失去了其异质性的启蒙力量，而成为消费主义笼罩下的催眠曲。正如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所写“为了挣得糊口的面包，你应该像唱诗班的孩子，歌唱你从不相信的赞美诗篇”。
对于匆忙的当代人来说，呼朋引伴坐在KTV里，充满仪式感地唱上一下午，已经变成一件遥远、奢侈又缺少趣味的事情。偶尔哼唱几句视频软件里的神曲也就够了，反正到了明天又会有新的歌走红。
KTV引领先锋潮流的时代一去不返，当然，把头埋进手机的我们，也早已不再是那个握着冰凉的麦克风，兴冲冲地喊着“切歌”，一直唱到嗓子嘶哑的自己了。
以后没有KTV的时代，就像《劲歌金曲》里的那句歌词，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吧。
2017年，深圳，一地铁口的K歌亭。/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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