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认为“一万年也打不倒”。毛泽东深受孔子诗词功用学说的影响，又兼有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和独领风骚的创作技艺，因而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所产生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影响较大。“兴”是“托事于物”，指诗词可以借助形象引起联想，使人受到启发。但是，孔子“兴观群怨”的“兴”，并不是指诗词创作手法，而是强调诗词能够感发人心、启发人、激励人的社会功用。
毛泽东诗词中的?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认为“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孔子对古典诗词社会功用的高度概括，历代诸多诗词理论家都传承了这一思想毛泽东深受孔子诗词功用学说的影响，又兼有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和独领风骚的创作技艺，因而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所产生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影响较大，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毛泽东诗词中的?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毛泽东诗词中的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认为“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孔子对古典诗词社会功用的高度概括，历代诸多诗词理论家都传承了这一思想。毛泽东深受孔子诗词功用学说的影响，又兼有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和独领风骚的创作技艺，因而毛泽东诗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所产生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影响较大。
“兴”和比、赋一样，原本是古人总结的《诗经》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是“托事于物”，指诗词可以借助形象引起联想，使人受到启发。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毛泽东是古典诗词大家，自然擅长运用兴法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比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钟山风雨起苍黄”，一语道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治态势；《忆秦娥·娄山关》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营造出苍凉沉郁的幽深意境和厚重氛围。
但是，孔子“兴观群怨”的“兴”，并不是指诗词创作手法，而是强调诗词能够感发人心、启发人、激励人的社会功用。其内涵更接近于《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的“兴”。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毛泽东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在后记中写道：“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毛泽东之所以要写诗为消灭血吸虫鼓劲助威，就是因为他坚信诗可以“兴”，可以感染人，可以鼓舞人的意志。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我方一支队伍被敌人围困数日，弹尽粮绝，正欲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打开收音机，打算最后一次收听党中央的声音，正巧听到播音员情绪激昂地朗诵《清平乐·六盘山》。战士们顿时精神振奋，拼死突出重围。毛泽东诗词的神奇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观”，指诗词可以观察生活，认识社会。毛泽东在谈到形象思维时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1959年9月13日，他致信胡乔木说《七律·到韶山》“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他在《〈词六首〉引言》中写道：“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正因为毛泽东以诗写史，毛泽东诗词堪称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宏伟史诗，可谓是毛泽东奋斗足迹和心路历程的壮丽画卷。《沁园春·长沙》再现了毛泽东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七律·长征》展现了万里长征的波澜壮阔。再比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正忙”道出了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昭示了心如止水的人生智慧。
“群”，指诗词可以交流思想，统一认识，促进和睦。毛泽东有感于《礼记·学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1915年9月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布《征友启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军民团结如一人”，毛泽东诗词叙写了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群”史。在人际交往中，毛泽东以诗为纽带，以诗为载体，把“诗可以群”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留下了诸多令人感动、感叹、感佩的佳话。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每有新诗，往往要抄赠给陈毅。他把《七律·长征》抄赠给埃德加·斯诺，把《水调歌头·游泳》的手迹赠送二战名将蒙哥马利。他的不少作品原本就是诗友之间交流的唱和之作，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怨”，指诗词可以针砭时弊，表达不满，宣泄情绪。1964年8月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曾经指出：“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毛泽东不少诗词表明他对旧中国“心里有气”，诸如“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地主重重压迫”“遍地哀鸿满城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这促使他不遗余力地去“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有三个高峰期，分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这三个阶段，要么他经历坎坷、心潮激荡；要么形势严峻、斗争激烈。正是这一切激发了他的表达欲望和创作激情，正好和“不平则鸣”的诗词创作规律与特点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