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河南新郑女教师遭遇“网课爆破”后去世的消息引起了班主任杨膳荫的关注。结合此前观察到未成年人在上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杨膳荫决定与她的30名学生，用两堂班会课时间，围绕未成年人网暴展开讨论。常见的网暴事件中，未成年人多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当时杨膳荫也在群里，这一事件引起了她的警觉。有人将郑飞的照片移花接木到某犯罪嫌疑人的头上。很显然，郑飞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网络欺凌。
“郑飞，你遭遇过网暴吗？”杨膳荫扶了扶金丝边框的眼镜，将目光投向坐在倒数第二排的高个子男生。“没有。”他的回答似乎很确定。“真的吗？你还记得班级群里发生过的事情吗？”周围出现窸窸窣窣的议论声。坐在教室右后方的两名男生互相使了个眼色，“就是那件事情呀”“我反正没参与”。这一幕发生在上海金山区世外学校（以下简称“金山世外”）初中部八年级的课堂上。11月初，河南新郑女教师遭遇“网课爆破”后去世的消息引起了班主任杨膳荫的关注。结合此前观察到未成年人在上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杨膳荫决定与她的30名学生，用两堂班会课时间，围绕未成年人网暴展开讨论。《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显示，2020年年底，中国6岁至18岁未成年人网民已达1.8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4.9%。高中生群体中，21.5%曾在网络上被辱骂，14.6%收到过暴力图片或视频；初中生群体中，15.7%曾遇到过骗子，21%曾在网络上被辱骂。常见的网暴事件中，未成年人多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但在杨膳荫看来，未成年人的身份也可能是多元的：受害者、施暴者、旁观者、参与传播者……她希望通过这场开放而坦诚的讨论，了解未成年人对网暴真实的想法与思考。
1 沉默的大多数
班会开始了。
“有谁曾遭遇过网暴？”杨膳荫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晓静第一个举起了手。6月上海疫情好转，她在微博上刷到那些对上海充满恶意的言论，便回复了一句维护自己城市的话，却遭到铺天盖地的网络攻击。“打开微博我人都傻了，十几条回复，总之什么难听的、骂人的话都说”，她越讲越激动，身体不断往前倾，“最后我把那条回复删掉了”。晓静似乎猜到班主任的追问，直接接上了话茬，“不过我不是特别在意，没造成什么心理阴影，习惯了”。这并不是晓静第一次遭遇网暴。她回想起六年级第一次被网暴的经历：那时她在微博上发表支持某韩国明星的言论，被评论了不少脏话，最令晓静崩溃的是有名网友竟然侮辱了她的母亲。伤心、莫名、震惊……复杂的情绪缠绕在当时年仅12岁的女孩心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直接把账号注销了”。
晓静说，"现在初中生在网上追星互撕是很常见的”。 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郑飞的遭遇更为常见。曾有一名已不在该校就读的学生靖鹏，通过修图软件，将郑飞的照片移花接木到某犯罪嫌疑人的头上，并发在班级群。当时杨膳荫也在群里，这一事件引起了她的警觉。郑飞是班内公认照片被这样移植最多的人，“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我自己都数不清了”，郑飞说。最开始只是有同学恶搞，比如把他的脸贴在一只动作妖娆的猪身上。他不是特别在意，多数时候只是一笑而过。但靖鹏之后并没有收手，“还有一些犯罪和色情的内容，我就忍不了，很生气”。郑飞找靖鹏和那些肆意传播他表情包的人私聊，那些传播者虽然会主动发朋友圈公开道歉，但第二天还是照样转发郑飞的表情包。
有人将郑飞的照片移花接木到某犯罪嫌疑人的头上。 受访者供图
“你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吗？”面对班主任的再三询问，郑飞右手不断地转着笔，思考了一会儿，“呃……应该是”。很显然，郑飞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网络欺凌。未意识到一大原因在于，这种移植别人照片、贴表情包的现象在初中生群体中太常见。当被问及有没有碰到郑飞那样的事情时，30个声音几乎同时回答“有”。
讲台下传来一阵哄笑，男学生们把头凑在一起，互相说着悄悄话，场面似乎有些混乱，他们没有觉察到杨膳荫在说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这堂班会课，其实是杨膳荫万般纠结下的“产物”。杨膳荫认为，河南新郑女教师的遭遇“是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有可能遇到的”。随着互联网在“Z世代”群体中越发普及，未成年人实施或遭遇网暴的成本正逐渐降低，而风险却持续上升。上升的风险伴随着集体的无意识行为，他们无法判断娱乐和暴力的边界在哪里，也无法判断他人心理承受的边界在何处。她想以社会热点事件为由头，激发讨论，引导学生对网暴有正确的认知和边界感。办公室里其他老师却对此有所顾虑：本来学生不知道这些网络上“不好的做法”，会不会上了这样的班会课，老师反倒向他们“科普”了？“不提的话就永远模糊不清，提了的话就能越辨越明”，在杨膳荫看来，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学生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和速度远比老师来得丰富且及时，即使不主动告知，学生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那么解读事件和行为的主动权就不在老师手里了。纠结过后的杨膳荫下定决心：班会课一定要上，不能总让学生“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杨膳荫正为第二天的班会课备课。 朱雅文摄
2 激烈的讨论
两个开放性问题将这堂班会课推向了高潮：为什么会有网暴的存在？怎么看待网暴行为？一只只手争先恐后地举了起来，他们迫切地想要表达观点。立琛先说了个现象。英国女王去世时，他在某官方媒体发表的文章底部看到一条评论“慈祥的老人，祝女王一路走好”，却招来网友们攻击其“不爱国”“崇洋媚外”，立琛并没有掺和，在他看来，这些网友的价值观“有问题”。雨涵紧接其后，“实施网暴的人就像网络喷子一样，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如意，所以在网络上发泄负面情绪。”“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狂妄自大，把个人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不尊重别人，不会换位思考”，菡芝话音刚落，杨膳荫补充了一句：“不尊重别人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人格。”全班齐声回答。
班会课上，杨膳荫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朱雅文摄
讨论氛围越发热烈。班长欣怡早就把手举得老高，终于被杨膳荫叫了起来。“网络喷子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逻辑形态，如果你越去关注他们，反而会被卷入他们的逻辑漩涡，所以对待这种事情，看过笑过，就当没有发生过”。“当没有发生过，能行吗？”不少同学脸上露出质疑的神情。一周前，杨膳荫就已在班会课上引导学生讨论过河南新郑女教师遭遇“网课爆破”后猝死的新闻。那堂课的一个争论点在于：强大的心理素质是面对网暴的最优解吗？“每个人难免会遇到网暴，要让自己心理素质变得更好，学会解压和自我消化”，在那堂课上，雨涵这样表示。但她立刻被立琛反驳了：“要让心理素质强大，这件事情容易吗？如果你看到别人乱改你的照片，这是心理素质强大就能解决的问题吗？”欣怡紧随其后：“就算心理素质再好，遭遇‘网课爆破’的老师还是会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才会让学生做出这种事情，老师要同时承受网暴和教育责任的双重压力。”有人提到网暴的另一种行为模式——以暴制暴。黄倩曾在抖音上刷到有人恶意评论女性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对此“群起而攻之”。但她认为，以暴制暴并不是理智的回击手段，“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杨膳荫曾让学生在备忘录上写下对网暴行为的思考。受访者供图
讨论时，郑飞始终保持沉默。课后，他判断制作者和传播者“只是觉得好玩”，“别人看到后觉得搞笑，他们会有一种炫耀的心态”。他认为制作者和传播者其实并不在乎他们用的是谁的照片，在他们的观念里，多数人的快乐比那一个人的自尊来得更重要。他坦言有过压抑、苦闷、难过。当有同学当着他面讨论他的表情包时，他感到“内心很受伤，甚至想上去给他们两拳”，曾一度不想来学校面对这些看似玩笑的嘲讽，但这些他并没有和父母沟通过。桦宇是表情包的传播者之一，也是郑飞的好朋友。他没有意识到这会给郑飞带来伤害，即使郑飞曾向他表达过内心的苦恼。“我们只是觉得好玩、有趣，调侃他一下，没有想过伤害他，以后回想起来也是初中一段美好的回忆”，桦宇的想法代表了班内绝大多数同学的心声，他们似乎不明白，恶搞和恶劣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班级群内郑飞的表情包被转发，部分学生担心被班主任发现而撤回。受访者供图
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受害者应当如何明确表达自己的感受？“郑飞每次说不要这样改他的照片了，都是半开玩笑说的，有时还会和我们一起讨论自己的表情包，谁知道他这么在意”。当被问及如果郑飞严肃表达了不满后是否还会再发，桦宇表示，“那必然是不再乱发了，尊重他的想法”。
3 从认识到改变
改变正在这堂课上悄然发生。被分成6组的30位同学，把头凑在一起议论纷纷，他们正分头制定本班首份网络文明公约。杨膳荫提出的要求是：结合个人上网经历，不写假大空的内容。
同学们正分组讨论班级首份网络文明公约。朱雅文摄
围绕6张彩色卡纸上近30项条款，同学们进行了一场投票表决。在投票的过程中，约定内容被逐步细化。
“不得刷屏，大家同意吗？”杨膳荫站在讲台上，拿起某一小组的彩色卡纸。
“发通知算刷屏吗？”“连续发多少条内容才算刷屏？”“我觉得刷屏可以，但不能恶意刷屏，刷一些无意义的东西……”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最终因为无法对“刷屏”做出具体的限定，这项条款暂时被投票“出局”。
“不得不经过群主同意拉人进群，大家同意吗？”“群主就是杨老师，拉谁都要她同意”，在同学们的讨论中，这项条款被进一步细化为“网课期间，不得将腾讯会议号泄露给他人，共同维护课堂文明”。“还要加一条，钉钉群也是”，坐在最后排的立琛提出。条款中的第七条是“不得随意传播侵犯他（她）个人权利的内容”，所指的正是目前盛行的恶搞表情包现象。当杨膳荫解释这条包括“不能随便修改他人照片发到网上”时，台下议论纷纷，“什么照片都不能改吗？岂不是太无趣了？”“可爱类型的可以发，恶劣的就别发了。”“那如何判断可爱和恶劣的标准？”“这也太主观了，很难判断。”话题一步步被引向杨膳荫的预期。“可爱还是恶劣，应该取决于被修改照片那位同学的心理感受，你们觉得呢？”她引用了《民法典》中对肖像权的解释，打破了原本的沉默。“我们归纳一下：凡是可能侵犯他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图片或文字，都不要在网络上发布。这样可以吗？”30只手纷纷举起，第七条全票通过。十条网络文明公约新鲜出炉。在同学们上台排队签名的时候，荣轩兀自向杨膳荫走去。“老师，我可以不签名吗？”“为什么？你对公约有什么不满，可以表达，我们继续改进。”“规定这么死，班级群改成通知群好了，还有什么乐趣？”荣轩沉默了一会儿，低着头排到队伍的最后面，但还是签了名。
同学们排队在最终版的十条公约上签名。朱雅文摄
4 课堂之外
“民主讨论的形式，表面上很好，但实践起来有难度”，杨膳荫明白，从“知道”到“做到”，她的学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像荣轩这样的学生，即使在公约上签了名，但内心是否真的认同，需要打问号。
广泛讨论后制定的十条公约被公布在公告栏中。朱雅文摄
第二天中午，教学楼二楼的大礼堂内，500余名初中生聚集在一起，他们正参加一场有关网络暴力法律法规的讲座。讲座从“网课爆破”行为涉及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出发，向初中生群体科普了网暴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主讲人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顾茜菲律师表示，我国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上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12至14岁对于刑法规定的八类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12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网暴相关罪名不包括在八类之中，假设12至14岁未成年人网暴他人导致严重后果，虽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还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施暴者及其法定监护人，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河南新郑女教师案件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关键点在于：是否应该从结果来判断网暴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对此，顾律师表示，刑法里因果关系较为复杂，具体案件需具体分析。在刑法中，只有在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对施暴者追究刑事责任，处以刑事处罚。但即使受害者没有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从道德层面上来说，网暴行为本就应该被制止和谴责。除了向未成年人普法外，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当遭遇网暴时，应该采取哪些正确合理的措施。“可以向家长和老师反映情况并求助，更严重者可以向公安局报案甚至向法院起诉”，顾律师提出非常关键的一点，未成年人需合法维权，拒绝“以暴制暴”。
顾律师正为金山世外初中部学生开展有关网暴的法律讲座。朱雅文摄
讲座结束后，金山世外初中部德育主任杨二培布置了本周末的德育作业：探讨言论自由和谨言慎行的边界。这并非金山世外第一次开展法制讲座。顾律师介绍，她曾两次为高中部学生做过有关普法以及网暴和性骚扰防范的讲座。针对此次实践，上海市特级校长、金山世外校长汪劲松提了三点。第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核心，要以贴近实际的事例，通过分析、比较、引导，使学生心灵受到感动，即所谓“大道理管脑，小道理动心”。第二，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言论要负责，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更不可视同儿戏。第三，“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违法”。他认为，根植法治意识是保护学生的最后一道屏障，要教会学生如何依法办事，即使发现问题，也应学会通过正规渠道反映。
遭遇网暴后，晓静主动告知了母亲。得知女儿被网友们围攻，晓静妈妈的第一反应是伤心和气愤，泪眼婆娑地说：“怎么可以有人这么说我女儿，现在的人心态都扭曲了吗？”
同时她也意识到，对女儿及时的心理疏导是重要的。据她观察，现在的未成年人更喜欢在网络上表达观点、发泄情绪。“他们还是太小了，面对网暴，很多时候解决不了，内心也消化不了”，家长能做的就是及时捕捉到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当孩子遭遇网暴时及时将孩子拉出内心低落的泥潭。
在杨膳荫看来，两堂班会课或许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人是很难管得住自己的”。不过，开放性讨论只要触发哪怕一点点改变，就有意义。（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来源：作者：朱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