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事后诸葛亮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你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知道在你能够获得的海量的信息当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那些不重要的信息，是在事后才被证明是不重要的而事前你想做一些分析和预测，你是不知道哪些。
事后诸葛亮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你在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知道在你能够获得的海量的信息当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那些不重要的信息，是在事后才被证明是不重要的。而事前你想做一些分析和预测，你是不知道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和关键的，或者说，这些信息都有用，只不过你不知道他们综合到一块，那个“合力”是多大，什么方向，这个“合力”直接影响了事态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嘈杂的信息可能会是噪声，也可能不是，但是大量的噪声经常会让人们的注意力发生偏移，使得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变得浑浊不堪。
我们把事件的发生当做是一个做布朗运动的分子的轨迹，所有影响这个事件发生与否或者事件走向的因素类比为“对分子的碰撞”。
下图中的1号红色小球记为我们的“主事件”，我们初步判定，它周围会有13个分子颗粒会对它进行碰撞，这13个分子颗粒的运动轨迹和运动方向和碰撞的角度会最终影响到小球1的最终的运动轨迹，动量，位置等结果。我们把这13个分子编号为2-14号小球。
现在问题来了，在某一时刻，我们能否预测出接下来小球1将走向何方（主事件将会走向何方）？
答案是很困难。
假设在某个时间点上，小球1移动到某个我们能方便观察的位置，我们假定能够获得它的历史的运动轨迹，跟踪其所有的碰撞记录，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小球2到小球14的碰撞，推动着分子沿着它那曲曲折拆的道路前进。我们在事后可以清楚地解释，小球1是这样或者那样运动的形成了历史的轨迹。
有趣的地方是，空间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分子，它们也有可能通过小球2-14与小球1相互作用。要在实际发生前预测小球1的路线，需要计算所有那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分子的路线和它们的相互作用，他们要通过碰撞去影响编号为2-14号小球，从而间接地影响小球1。我们假定这些间接影响小球1的分子编号为15-100。
那么推而广之，空间里面的分子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碰撞小球15-100的小球会更多，没准是数量级的差异。
这需要几乎无法想象的巨大的计算量。相较于解释过去所需要的那张碰撞清单，预测的计算规模和难度要高出许多。因此，要在实际发生前预测小球1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这个运动相对而言在事后更容易解释一些。
把小球1类比为某只股票，而其他“碰撞”可以类比为多空双方的“交战”，就可以解释股价运动的随机性了。
这也可以解释市场中“炒概念”的时候，为什么某一只股票能够一枝独秀，走出独立行情？你能够事先判断好哪只个股会被这一波概念爆炒吗？你掌握的信息，能够做出预测吗？事后看，怎么看被爆炒的股票，怎么合理。但是事前呢？
想要事前用水晶球去预测未来的人，事后可能会吃水晶球碎在地上的玻璃渣。
而侥幸没有吃玻璃渣的人，可能就会摆出一个客观冷静的姿态，嘟囔着，“我早就知道”“我早就说过”等等马后炮。
事后诸葛亮的人，往往会持有“辉格史观”。辉格史观一词来自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于 1931年的一个演讲。根据Butterfield的观点，辉格史观者相信在历史学中存在演变的逻辑，他们用现在的标准评判过去。用通俗的话语来讲，即辉格史观描述的一切历史都是基于现在为出发点，传达的历史都是为现在做服务。他们会认为，胜利者获得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历史的必然，到底有多必然？
历史学家沃尔斯泰特则这样说：“当然，各种信号在事后看来，总是非常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预示的究竟是怎样的灾难······但在事前，它却晦涩朦胧，并有着相互矛盾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