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界，狄更斯受到的喜爱是史无前例的。狄更斯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他靠法庭的废纸过活，在生命临终时，发现敲诈是大有希望的投机，但令人震惊的是，克鲁克最终自燃了。狄更斯以小说为工具来帮助贫苦的、被抛弃的孩子们。对狄更斯而言，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了对历史传统的留恋，通过了解历史来找到救赎自己和社会的力量。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有《雾都孤儿》《远大前程》《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等。
狄更斯部分作品封面。
狄更斯与爱伦·坡相会。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虽然只活了58岁,却为人类留下了15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篇小说，数百篇短篇小说，创造了两千多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是世界上最多产作家之一。在文学界，狄更斯受到的喜爱是史无前例的。他是女王和威尔士亲王最喜欢的小说家，在大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小镇都有他的读者，他创造的人物形象，旅行至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在英语世界，从中小学的阅读书目到大学课程，他的作品是必读书目。在英国，狄更斯的头像被印制在邮票和钞票上，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符号。人们常常把狄更斯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莎士比亚主要创作戏剧和诗歌，戏剧表演受舞台空间的限制，观众相对有限，论在民间的影响力，莎士比亚远逊色于狄更斯。狄更斯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1 “文学伦敦”
捕捉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景观
狄更斯9岁时与家人一道离开查塔姆来到都市伦敦，11岁时他的父亲因负债被关进马夏西债务人监狱。为节省开支，母亲和弟妹都搬进监狱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被迫到泰晤士河滨的华伦黑鞋油作坊当童工，他干的活儿是盖鞋油瓶并在瓶子上贴标签。由于狄更斯相貌英俊，技术又十分娴熟，便被工头安排在窗前当众干活兼做示范表演。虽然狄更斯的童工生涯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对他一生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在童年狄更斯的心底造成了强烈的被遗弃感，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耻辱和辛酸的回忆，以至于狄更斯从小就沉湎于街道闲逛，他的足迹踏遍伦敦的大街小巷，以至于街道成了他的家。
狄更斯是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在精细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将维多利亚时代的都市伦敦建构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创造了“文学伦敦”，这是他最富有个人特色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不仅依赖伦敦作为情节和人物的环境，而且将伦敦作为小说的中心，伦敦是情节的发生器，是景观和环境的决定因素。一方面，狄更斯对伦敦作了全方位的描写；另一方面，伦敦都市纷繁复杂的生活、伦敦的街道和人群是其创作的灵感源泉。由于狄更斯熟悉伦敦的底细，因而写出了伦敦的真正蕴含，呈现了伦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城市经验的混杂性、多样性和转瞬即逝性，率先用小说捕捉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稍纵即逝的景观，以及人们由此而生的迷惘和困惑，人们虽然身居闹市，却倍感冷漠和孤独。
狄更斯从凝视伦敦的生活开始，从中创造出伦敦都市的现代性，闲逛者和拾垃圾者是伦敦街道的现代性主体。作为城市经验的经历者与表达者，狄更斯天生就是个闲逛者，他创造了众多的闲逛者形象。在《奥立弗·退斯特》中弃儿奥立弗午夜来到伦敦街道闲逛，在《圣诞欢歌》中，幽灵领着斯克掳奇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漫步。《此路不通》记叙狄更斯重访儿童时期迷路的场景。另外，“文学伦敦”存在着大量的拾垃圾者形象，如《荒凉山庄》中的废品店老板克鲁克，克鲁克成天在旧的法律文件中翻找，试图找到能让自己发财的东西。他靠法庭的废纸过活，在生命临终时，发现敲诈是大有希望的投机，但令人震惊的是，克鲁克最终自燃了。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既有弱势群体中的“拾垃圾者”，如在泰晤士河打捞尸体的赫克萨姆老头、胡赖·赖德胡德等；也有上流社会中的“拾垃圾者”，如收购股票的商号老板弗莱吉贝，市场投机的暴发户维尼林先生。拾垃圾者在城市居民酣睡时低着头，拎着塑料袋，孤寂地在城市的街道上闲逛。精神领域的拾垃圾者与此极其类似。狄更斯热衷于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闲逛，他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把整个伦敦纳入他的象征框架，从而将自己变成一个“拾垃圾者”。
伦敦是狄更斯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主题，几乎等同于狄更斯，以至狄更斯成为伦敦的符号与缩影，我们可以说“狄更斯的英国”，但不能说“丁尼生的英国”、“萨克雷的英国”，狄更斯与伦敦的结合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历史现象。
2 儿童视角
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本童年读过的书
狄更斯的小说叙事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审视他的时代，就是儿童视角。童年的悲惨经历在其顽强的精神沃土里生根发芽，播下了想象的种子，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上演童年时期伦敦的街道经验。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回忆道：“我来到那安静的街道，那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本童年读过的书。”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萨姆·韦勒像狄更斯一样，是一个以街道为家的孩子，黑鞋油作坊在这部小说中首次出现之后，黑鞋油瓶、黑鞋油刷、擦鞋箱子上的广告等在其后期小说中反复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狄更斯成年时期的想象力和性格是在马夏西监狱和黑鞋油作坊的这段经历铸成的。在《奥立弗·退斯特》中，奥立弗出生的泥雾镇查塔姆，是狄更斯的童年故地，这个堂区男孩闲逛的身影突然引发了狄更斯对童年的情感和联想。奥立弗落入费金贼窟，重演了黑鞋油作坊里小狄更斯与鲍勃·费金的友谊；奥立弗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而努力奋斗，从一个脏兮兮的小孩成长为一个干净优雅的男人，是狄更斯奋斗生涯的浓缩。《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小孩形象源于狄更斯自己的童年。《大卫·科波菲尔》在摩得斯通和格林比货栈涮瓶子的童工大卫正是狄更斯来到伦敦时的年纪，这是他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的再现。狄更斯的童年给他造成了终生的精神创伤，他总是能够从童年的故地中找到一种精神食粮。《圣诞欢歌》是一个有关救赎的故事。故事中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无知”，一个叫“贫困”，这两个孩子“境遇凄惨不幸，惹人讨厌，极其丑陋，十分卑劣”。故事主人公斯克掳奇的童年叙事随处可见狄更斯童年经历，如一个破败建筑的形象是黑鞋油作坊和盖茨山庄的结合。
狄更斯以小说为工具来帮助贫苦的、被抛弃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与过去的狄更斯一样，在管理不善的学校和漠不关心的父母手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监护人的懒惰、自私而过着不幸的生活，因此，狄更斯的人生目标、激活他作为艺术家的意志的决心就是帮助弱小，希望社会秩序能有所改善。童年的叙事使狄更斯终生成了儿童的捍卫者。
3 历史书写
找到救赎社会的力量
文学创作要引发读者的深度情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作家的天才必须与他所处时代的传统相融合。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狄更斯融会贯通了拿破仑兴亡时代（即英勇的过去）和英帝国主义时代（即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间的英国传统,既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品味，同时又深深扎根于古老的英国传统之中。从艺术上看，狄更斯继承了英国传统精神中的幽默和道德哲学；从主题上看，狄更斯的小说有着深邃的历史意识。
狄更斯受现实生活的感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崇仰，在《烹弗莱师傅的大钟》中，“过去”的观念、伦敦的历史事件与狄更斯逝去的童年交织在一起，在探寻伦敦历史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的过去，将过去的情感与已逝的岁月结合起来。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狄更斯把小说的场景设置在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的威尔特郡，将威尔特郡在历史上被奴役，被剥削和被驱逐的痛苦经历与英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坟墓”联系起来，充溢着对英国人民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狄更斯而言，这种历史意识表现了对历史传统的留恋，通过了解历史来找到救赎自己和社会的力量。
狄更斯是有着强烈时代意识的作家，但他也创作了两部历史小说。《巴纳比·拉奇》（1841）以1780年发生在伦敦的宗教冲突——“戈登暴乱”作为历史背景，对历史的道德作了评判。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物是一个乡下愚民，暴民们控制伦敦整整三天，任意纵火抢劫，狄更斯对暴民的狂热行为表现出深深的恐惧，将暴民的激烈骚乱视为纯粹犯罪行为的大爆发，这种犯罪行为由宗教的疯狂和贪婪所引发，最终燃成熊熊大火。他将暴民的狂热行为归咎于野蛮而残忍的刑法以及公共当局对教育的忽视，认为这比犯罪更为严重。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书写的是“突发暴力”的历史，把起义描写成“盲目群众”的狂妄行为，它的自发性后果必然会造成浩劫并以失败告终，旨在通过再现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来表达自己对待革命的态度，即人民起义是盲目的，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
狄更斯的第二部历史小说《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背景。18世纪末在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他通过历史叙事来表达对国内革命战争爆发的恐惧，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法国贵族阶级独享特权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厄弗里蒙底侯爵大人悠闲地躺在床上，由四个穿制服的仆人侍候着喝巧克力；无数农民在外面忍饥挨饿的时候，树林中某个地方一棵树正在生长，这棵树不久就会被锯成木板，做成断头台的台子”。整部小说都为“断头台”意象所主宰：囚车轰隆隆驶来驶去，血淋淋的利斧，头颅滚进筐子里。他甚至错误地预言，维多利亚中期必将爆发革命。
虽然狄更斯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但他对“革命”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可见，在他心里全然没有砸碎旧世界、重塑新社会的愿望。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错误的预言，表明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深刻地洞察到维多利亚中期的稳定和繁荣所潜伏的社会矛盾。他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唯一希望的是修正和改良现有的秩序，仅仅希望邪恶的贵族能够像斯克鲁奇那样改过自新。狄更斯对待革命的态度说到底是其中产阶级立场的必然结果。
狄更斯的历史小说洞悉了时代特征并根据时代特征来表达，作品的倾向性浸染了浓郁的个人历史观。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描写了历史事件、人物、环境等，且分析了历史是如何运作的，历史对文化和社会的贡献，历史对我们有哪些启迪，历史如何为社会指明方向。
4 文学地位及影响
拒斥简单化的分类和界定
狄更斯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将经典与通俗、娱乐与教化结合起来的伟大作家之一，其思想与创作以及研究阐释皆呈现出多元性。狄更斯的作品问世180年来，对他的价值定位一直没有中断，从而产生了种种“主义”之争。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种情况：（1）狄更斯是一位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作家。早在1859年大卫·马森就宣称，狄更斯是“理想派或浪漫派”小说家，萨克雷是“写实派小说家”。之后，这样的论者不乏其人，乔治·司各特称狄更斯为“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乔治·吉辛将狄更斯作品界定为“浪漫的现实主义”，哈理·斯通称狄更斯为“天生的浪漫主义者”。（2）狄更斯不是现实主义者，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约瑟夫·沃伦·比奇、欧内斯特·贝克、乔治·奥威尔、阿诺德·凯特尔、马里奥·普拉兹、朗索瓦·巴希、V.S.普里彻等。（3）狄更斯的作品是感伤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卡尔。（4）狄更斯是象征主义者，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有多萝西·凡·根特、阿诺德·凯特尔、希利斯·米勒、加勒特·斯图尔特、爱德蒙·威尔逊等。（5）狄更斯是一位喜剧作家，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有杰斯特顿、约翰·凯里、V.S.普里彻。（6）约翰·格劳斯认为，狄更斯是一位表现主义作家。总之，狄更斯的小说是社会批评、幽默、闹剧、情节剧、歌特小说、神秘小说、侦探小说、怪诞手法、感伤等诸种因素的有机融合，能满足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深受大众喜欢。多元的狄更斯，拒斥简单化的分类和界定。
狄更斯杰出的艺术成就对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爱德蒙·威尔逊认为，“狄更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师父。因为《罪与罚》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两部名著从狄更斯对杀人犯及社会叛逆者的描写中获益匪浅。”托尔斯泰虽然拒斥莎士比亚，但很欣赏狄更斯，他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大卫·科波菲尔》的作者无与伦比的崇敬。象征主义先驱爱伦·坡的成名诗《渡鸦》受到《巴纳比·拉奇》的启发，《钟》受到过《钟乐》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狄更斯对他的影响，认为《司炉》是对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不折不扣的模仿。事实上，《审判》有《荒凉山庄》法律隐喻的痕迹，《城堡》让读者想起《小杜丽》中的官僚机构，《变形记》暗示了大卫·科波菲尔童年被遗弃的生活场景。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被称为“原型超文本”（protohypertext），超文本是关系式的，文学被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二者的“原型超文本”小说明显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
20世纪初期狄更斯乘晚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风登陆中国，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文学大师之一，他的艺术方法成为不少中国作家效法的对象。老舍年轻时曾在英国生活五年，谙熟狄更斯的作品，其创作深受狄更斯的启发。首先，老舍是著名的京派作家，其作品中的京味儿有狄更斯的伦敦味的影子；其次，老舍作品中的幽默风格，使悲剧性的内容产生喜剧效应，让读者在嬉笑之时品出悲剧的意味，从幽默大师狄更斯的作品中吸收了有益的营养。以讽刺小说而闻名的张天翼也深受狄更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讽刺夸张的人物刻画，张天翼的讽刺，融政治讽刺、道德讽刺、文化讽刺与人性讽刺于一体，学习了狄更斯的讽刺艺术。二是儿童视角，张天翼借助儿童单纯的心灵来审视复杂的社会现实，以一种原生态的形式揭示出真实的生存困境，可见狄更斯的儿童视角的影子。
□蔡熙（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